除了左右、上下，还存在上下左右组合在一起的字。而前文所提上下旋转之象，逐步扩展，也可显四向之旋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佛家中的“万”字符亦或有类似含义。
（1）“O”形类。笔者认为其形可能表现了旋转之象，可能与“口”形同源，即演化出了四向之“口”形。既可能表示为 “人首”，也可能象征着 “圆周”，更为直接地代表着“星体”。
其一，表示为“人首”。这一点出现在与“人”相关的字中。例如“子”、 “足”、“宫”、“保”、“孙”、“员”等。特别是关于“子”字，其“O”形解读为“人首”是较为公认的看法。但笔者认为，虽然从“子”的后来含义中可以由“O”形与“人首”的外形相似而对应其含义，但不代表“O”形被创造的原义即为此。笔者更为倾向于以下两种可能，并且在后文关于《夏禹书》的探讨中读者也可以发现，不仅最初的甲骨文“子”并不是上部“O”形，而且也许该字整体都可能来自于天象。
其二、关于圆周。其代表字为“正”，甲骨文
，金文
。例如裘锡圭先生释读此部分为“目的地”：“征”的初文，本义是远行。“
”代表行程的目的地，“止”表示向目的地行进。¹⁰²
笔者认为亦可能表突出其圆满、旋转之意，与“祝”“兄”等有口型延伸的相比而言，其实“O”无方向之指。当我们将“O”视为为旋转或者是某种天象，其下“脚步”的写法，恰好对应着楚帛书以及古代其他记载中，关于“踱步”来定四时的说法。在古代历法中，由天文现象计算的过程也被称为“推步”。实际上“正”的古义中，“四正”本就是一种测定时间的职位，主管着四方或者四时。而“正”字本身与后文中将要提到的“龙凤”、“伏羲”等事物关联密切。
其三、 “O”——又可表示为星体。故人首蛇身，暗含着星体运转之意，而这一点，其实在前文关于纳西族的字符中已经提到了。
（2）“十”字形及相关字。十：数字10的“十”字之形晚出，而数字7的写法初为”十“字形。于省吾论曰：“甲骨文与金文七皆作十，与甲字形同，商周均无若何之变化。”¹⁰³笔者认为，“十”字形结构或代表四向之展，其形表示数字7的说法，或许正是一种印证。数字7源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为极星之指，指四时四方。这一点，甚至前文一直的提到的纳西族文字中也能找到非常形象的说明。纳西族文字中的北极星字符即为：
。顺带可以提及的是北斗为：
，其斗勺部分完全连接为“口”形。包括其他类型的“十”字形，以及“万”字形的旋转符号较多地出现在了纳西族文字中，已有学者释读。
甲：“甲”之考证有“
”字形和“
”字形。丁山先生考证曰：“甲字的最古写法作十，盖即象‘钻燧生火’之形”。此说后文将在符号的探讨中再论。同时，丁山先生亦提及“
”外之“口”形“实即甲骨文所常见的丁字。”¹⁰⁴“口”形之说，前文已有论，“丁”字之源实亦同前文“口”形之义，后文详论。
与“田”字形的关联：学者多认为“甲”之写法，其中“十”字未与“口”形相接，故和“田”实乃二字。而笔者认为，虽为二字，但其形近说明其本义或为同源，“田”亦或为“甲”之变。所以“田”之初，或并不是创造为记录农田之方格形。并且，“田”形相关之字，如：囟、行、井等，或为他义。
帝：《说文》曰：“帝，谛也，王天下之号。”因为此字与古代历史的相关性，对于此字的说法较多。《说文》有“帝从上朿”、“朿，木芒也，象形”。丁山先生解为“束茅为藉形”，“以象征上帝”。¹⁰⁵清人吴大澂论及“帝”为花蒂之“蒂”，更论金文中实心之“口”或为“帝”之初文。郭沫若先生从之，亦释为“蒂”。
但丁山先生亦说：“……可见帝即天神的最古尊号了。”是否为最古，笔者并不能评价，但由此可见，“帝”字之创造应与天神的命名关系密切。或者可以直接说，“帝”的造字应该同样是来源于对于天神的认识，对于天空的认识。
所以联系前文之“辛”形的演变，笔者揣测，“帝”之上部或为“辛”、“示”之变，亦表“在天之王”。“帝”之下部“十”字之形，或为四向之展。故，四方之掌或为“帝”之本义。具体参见后文对于“龙”以及“帝星”的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学者曾将古巴比伦中的类似字形与“帝”字相比较，并证其音相近。
关于“十”字形结构的探讨是可以延伸至许多方面的。因为这一字形及其所延伸的符号，在全世界的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中都曾出现过。最为著名的应当算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其实佛教中的万字符以及古巴比伦的“米”字符等都属于这一结构。特别是古巴比伦的“米”字符与甲骨文“帝”字的相似性和可能存在的同源性，有不少学者都进行过探讨。而笔者认为，甲骨文“木”字及相关字都可能基这一结构而被创造。
（3）“行”及相关字。行：《说文》曰：“行，人之趋步也”。罗振玉论：“
像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¹⁰⁶刘宗迪先生论“行”之时，举以上二例而言：“然而罗氏之说，仅得其形似，于其取义仍未达一间，
形究象一般的十字交叉路口，还是别有所象，另有深意，尚值得探究。”¹⁰⁷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存在由“执”字的左边“
”与“行”组合的字形：
。¹⁰⁸
道、德：其实“道”、“德”二字的甲骨文就已经告诉我们的本义是指的什么。“行”加上“首”和“眼”。而且，从道、德二字就应可以想见，古人之讲“道”、讲“德”，并非总是些现代人看来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也有所实指，虚实皆言。
得：《广雅•训诂三》：德，得也。德即是得，并不只是音相同而已，在字源上也是有根据的其关键含义就在于“行”的结构和含义。
衡：笔者认为“衡”、“行”的四方延伸之义与“天圆”之间的关联，从“七衡六间”这一来源于《周髀算经》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将在“昆仑”的探讨中进一步解读。而且，读者需注意的是，北斗七星中有星名玉衡，此名后文也多有提及。
玉衡之星在北斗中相当重要，处于连接斗勺和斗柄的中心。在李零先生探讨式盘之时，曾列举大量出土实例。¹⁰⁹从其中5个可以看出，式盘的中心位置基本都定位于玉衡星的位置：（1）漆木式盘（西汉初）。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M1（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现藏于阜阳市博物馆；（2）象牙式盘（西汉末）。传山西离石出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于省吾先生旧藏）；（3）漆木式盘（西汉末）。1972年甘肃武威磨咀子M62（年代在王莽时期）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4）漆木式盘（西汉末或东汉初）。1925年朝鲜乐浪遗址（在平壤南部）石岩里M201（年代在王莽时期或东汉初）出土，现藏地点不详；（5）漆木式盘（东汉初）。1925年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年代在东汉明帝末或章帝前后）出土，现藏地点不详。
（象牙式盘（西汉末））
笔者认为，这与“衡”字的古义以及此星的命名是相关的。
亚（亞）：于省吾先生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详细释读此字。在此不详细摘录了。但于省吾先生在此还提及了几点，与前后文相关，在此举出供读者参考：
其一、即“亚”与“恶”的“音义皆同”。“恶”字其实在上文曾经出现过，“噩”梦，后一般作“恶梦”。或许，除开音同，义近也为两字之关联。
其二、载有饶炯所言：“据亚形全篆观之，本作工……”。若“亚”出于“工”，则亦可参考“工”之解读。（《说文·部首订》饶炯）但不论何解，均可知该字形与“天”等自然事物相关。
其三、林义光所言，“亚”之其他形
，于省吾先生依字典释读为方隅或角落，此将在后文中详述。同时，笔者认为，此形类“田”形，或可为“田”形之本义非农田之方格的佐证之一。
其四、某些少数民族，例如纳西族和中原部落文化的交流，“故某些象形字和商周古文字每有互相印证之处”
其五、“亚”字可能为“阿”的古字，提及《说文》曰：“大陵曰阿”。而论及“阿”之古义或亦同“亚”之方隅或角落之形。此亦与后文相关。¹¹⁰
关于此字形的理解也在后文探讨中涉及较多。故在此列略论涉及到后文一些相关问题：
（一）与明堂的关系。这一点，刘宗迪先生曾在《失落的天书》中关于昆仑的一节详细探讨过。因后文将详细探讨明堂与“口”形关系以及昆仑的真实含义，故在此摘其部分以供读者了解宗迪先生的贡献：“殷墟卜辞另有一特别重要的字，即‘亚’字，卜辞字形作
、
，此字所象和‘方’初文所象实为同物，皆为十字形方丘之形，‘方’字象其轮廓。‘亚’字初文正是对昆仑墟‘八隅’之形的形象写照。阮元已注意到此字与明堂的关系，他在《明堂图说》中说：‘
，钟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钟鼎铭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即四堂背五室之形。’阮氏所谓太室，亦即明堂”。¹¹¹而在此论述中，读者们可以将此说，特别是关于“间架”和“轮廓”的说法，与“十”、“帝”、“甲”，以及“亚”的同类字“行”、“道”、“衡”等字结合思考。
而进一步来说，对于“行”字的了解，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很多古语，例如《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阴符经》中“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此亦有助于理解后文所提的“五行”之说，宗迪先生论“行”字之甲骨文，亦为论及“五行”之时言之。
而关于“亚”字与各类五方、“十”字形图的对比，何新先生也曾在《<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¹¹²中利用甲骨金文中的“亚”字进行过探讨。其亦认为“亚”字与“巫”字同源，且以之为宇宙之“宇”的本字。（笔者注：是否确为“宇”之本字，在此不多探讨了）
（二）此字形既与明堂相关，实则也与遁甲九宫格相关。刘宗迪先生曾在《失落的天书》中论及了明堂与九宫之间的关联。如想进一步了解“亚”、“行”等字形的变化，可以参见李零先生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关于式图的解析，按李先生的分类“块状图”和“线状图”（即《禹藏图》小图），可以直观明白“亚”和“行”的字形结构问题。¹¹³此点也将在对于遁甲结构的解读中详细探讨。
（三）张光直先生曾着重对于“亚”形进行了探讨。
其一、用《博古图》卷一所载的“商亚虎父丁鼎”等相关文物来推论“亚”形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与“亚”形古代宗庙、墓室的关系。其中有三大文物值得在此重新着重提及：
一是可以作为世界文化“同源”证据的墨西哥奥尔美克（Olmc）文化的“亚”形石刻：
在墨西哥奥尔美克（Olmc）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卡尔卡金哥（Chalcatzingo）发现了两个石刻，都是地神的兽形刻像，张着大嘴，作为出入生死世界的门口；嘴形都是亚形的，四角凹入处各生长一株树木。这个亚形的口便是奥尔美克人的一张宇宙图，张开的大口是天地的分界，而四角的树木是协助登天入地的四株“宇宙之树”……（光直先生引用自《Chalcatzingo：Excavations on the Olmec Frontier》，《London：Thames and Hudson》David Grove）
二是后文中将多次提及的重要文物——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缯书有一种看法便是楚的明堂图。缯书所代表的宇宙世界与宗庙明堂所象征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缯书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角隅所种植的四木。明堂的墙壁到了四角为了四木的关系向里凹入，所以明堂的平面图便成为亚形了……¹¹⁴
三是关于光直先生所提到的“规矩镜”：
日晷、规矩镜与六博盘三者花纹是同一来源，这是可以公认的，但是它们是从什么来源而来的则尚无定说。我们在这里所特别注意的焦点是这些图形中的V字部分，即四个角的角隅为横竖短划界限出来。如果我们只看外面的方框，再加上四角的四个V字，则无疑的都是亚形。劳榦先生注意到六博“博局的布置是以古代宫室的形式为基础的。依照殷墟的发掘，以及早期青铜器亚字形的标记，可以推测出来，古代宫室的基本形式是亚字形……就是现在中国四合院房屋的早期形式。”¹¹⁵
所以此类文物亦体现了“亚”形、明堂、天圆地方等概念的融合或者说本质的一体性。
其二、直接通过房屋、墓室等遗址来探讨“亚”形的内涵。关于此部分的内容，笔者将在后文关于建筑的章节中有所提及。
而在此类字形中，还有一个上一节中已经提到了“巫”字。虽然该字与“工”类字形的具有类似的内涵。但实际上，“巫”的字形更早与“十”字形相关。或者从时空表达的意义上来说，“工”类的上下结构，与“十”字形的四向结构，其内涵仍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其表达各有侧重。李零先生曾详细探讨过“巫”字的内涵：中国古文字中的“巫”，早期写法是像十字交叉而以短横加四方，表示方向。如殷墟卜辞中的“巫”字，西周文字中的“巫”字和“筮”字就是这样写。……¹¹⁶
李先生还例举了16个与“巫”有关的古字。例如，其所列举的：
殷墟卜辞中的“巫”字：
召陈胡巫像上的“巫”字：
凤雏板瓦上的“巫”字：
齐巫姜簋上的“巫”字：
史懋壶上的“筮”字：
《诅楚文》中的“巫”字：
¹¹⁷
这些字形，明显与“明堂”、以及“亚”字形结构类似。这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类字形以及其代表和后来发展的含义，均有同一个源头。
概 述
文字方向性的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文物上还存在许多例子。例如，唐兰先生曾在其《中国文字学》中提到：“文字的形式，在古代也是很自由的，有许多文字时常倒写，像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个盉，铭文是[夂大（上下合文）]，在大字上画了一个向下的足形，我以为是[]……”所以，笔者将在此章中，着重以文字的“倒写”、“反写”为脉络，寻找文字方向性的传承痕迹。
而在接近完成初稿之时，笔者还通过李学勤先生主持的清华简工作的成果之一——李守奎先生著的《古文字与古史考》、及其与肖攀先生合著的《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中了解到了关于“倒写”文字的其他研究情况。在查阅了所提到的一部分资料后，笔者对本卷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现将各位学者对于“倒写”相关的主要研究归纳如下，如有遗漏，敬请谅解笔者查证工作不够细致：
（1）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
“下面再讲改变字形方向的变体字。
按照《说文》的解释，有不少字是反写某一个字而成的（这里说的反写包括左右反写和上下倒写）。但是实际上这些字大都并不是这样造成的。其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从中可以知道，裘先生认可了字的反写，即字形结构方向性的存在，并且初步解读了文字构形中的方向对于文字解读的重要性。但可以发现，该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此为字形演变过程中所产生。
（2）刘钊先生的《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先生在其《古文字构形学》中单列了一章《甲骨文中的“倒书”》。刘钊先生谈到：“甲骨文的符号主要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图像，许多形体还没有最后定形，因此常常可以正书，也可以倒书，这体现了甲骨文一定的原始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刘钊先生同样认为倒书的形式是在甲骨文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未定型的性质。但是他也谈到了需要归纳总结甲骨金文的重要性：“金文中也存在一些‘倒书’，但远不如甲骨文多。‘倒书’虽然大部分都不关乎‘构形’，但是因甲骨文中‘倒书’的众多和具有特点，且对一些文字或基本构形的发展演变有影响，所以也极有归纳总结的必要。”
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例子，即“（
，从倒‘隹’，表示献祭意）”。文中对此解释并无深入说明。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阅读之旧书有注释，注曰陈剑先生对此有相关解释，但限于自身条件，暂未查证得到。若有疏于征引，还陈剑先生及各位读者请见谅。而仅从笔者的角度来看，倒写“隹”加“示”，表现了以“死物”向天，向神祭祀的行为，“隹”作为鸟类即献祭品，写法正是“倒书”。
（3）林义光先生的《文源》
林义光先生在其《文源》中单独将含有“倒口”形的部分甲骨文进行了归纳，例如“仑”，“食”、“令”、“命”等字，明确了甲骨文中“
”形结构为“倒口”。¹¹⁸
（4）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何琳仪先生在其《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四章“战国文字形体演变”的“异化”一节中详细列举了“规律较强的部分讹变例证”，并将文字具有的“方位性”归纳成了以下7点：
1.正反互作
2.正倒互作
3.正侧互作
4.左右互作
5.上下互作
6.内外互作
7.四周互作
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司”与“后”二字，何女士便将其归纳至了“正反互作”一类。
（5）李守奎先生的《古文字与古史考》及其与肖攀先生合著的《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
随着《清华简》研究地逐步推进，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李守奎先生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古文字与古史考》及其与肖攀先生合著的《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对于“倒书”的观点。分别以“汉字倒写构形与古文字的释读”与“倒写构形”两章来阐述。例如李守奎先生在《古文字与古史考》中论及：
汉字构形研究包括两个核心内容：汉字的结构方式与汉字的构形理据，二者密切相关，但各有侧重。所谓文字的理据，表面上看是文字构形单位与所记录语言单位音、义之间的关系，其深层实际上是通过字形结构，逆推古人造字时的思维过程。在汉字构形中，‘倒写构形’很形象地体现了古人造字思路。¹¹⁹
而在《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又详细以“倒口”为基础，梳理归纳了“食”、“曰”、“今”、“仑”、“会”、“合”等字。而前文中提及的“逆”、“韦”、“卫”、“步”|“上”、“下”等字，在本书中也多有探讨。
此外，《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中也提及了刘敬林先生对于“倒口”形的归纳梳理，以及谢明文先生对于“倒人”以及相关文字的诠释等等。
而笔者认为，文字中的方向性的左右、上下、选装、四向等，来源于天地或者说天象方向的四向。当然，天地人呼应，字在其过程中的发展可能有接近同时同批的，也有在过程中增加或者演化的。笔者虽将字释读为源于天象，具有方向性，但不代表其字不能同时代表地上和人中存在的事物，也不代表其后的演化没有发展其他的含义。更确切的说，由于甲骨金文承袭自更古老的文字，其保留的这些特征更多、更直接，使得我们能够更接近、更理解文字创造最初的一些影响因素。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两点：
一、除了形意，从声韵等方面释读文字也很重要。故此篇如此释读甲骨金文仅为笔者业余之谈，请各位包含本人学识不足之处，特别是关于“声符”也就是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欠缺。同时，由于考古发掘等其他因素的存在，古文字探讨本就属于摸索阶段，故本文也仅点出关键，在此没有更为深入地扩展探讨了。特别是与此书直接相关的部分文字，笔者在此略述之，后文中将结合具体的事物来探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形义来说，字音的溯源在证据上来说一般并不够充分。并不是说注解中不考虑字音就会直接古文的释读。姜亮夫先生对此类情况有过评价：
语言的生成发展，是依一定的语音的定则而变的，不论其为古今之变，抑为方域之变，莫不皆然。故循着语音规律，可图认识古语、认识方言。这是一切语言的定则。欧西学人便是循着这条规则，读通了埃及、希腊的古碑古刻。汉语自然不会例外，也应当以语音为追寻词义的基本手段。……
但是，就汉语表达记录的手段而言，是一种非音符而是意符的文字，它不像印欧语系，文字是语音的直接记录，而是以衍形为根本的，基本是实体的写照。……¹²⁰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文字最初的创造中同样也存在意符的体现，姜亮夫先生所言或有偏颇之处。但确实就今天来说，西方文字由于音符的侧重而逐渐淡化了意符的表达，这一点将在后文中有所提及。
二、关于文字中存在“从不同视角刻画”的问题。笔者在前文中关于“
”、“丘”、“丙”提到了，这些字的构型可能体现了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刻画”所见事物的问题。这一点并不是笔者异想天开。从多个角度“刻画”事物，在商代的青铜器中也屡有出现。李学勤先生在探讨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侧视人面在瑶山M7，26等玉器上也曾出现。这种人面的表现手法异常简单，只是把正视的人面对剖为左右两半，商贷的纹饰也有同样的手法，……”¹²¹
同时，学勤先生也提及马承源先生对此的论述：“兽面纹既表现为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¹²²不论是良渚文化中的瑶山玉器，还是同时期的商代青铜器，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应用多个角度“刻画”或者说“记录”事物的方法。而作为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在也存在“图画”性质的情况下，也是很有可能存在这类“从不同角度刻画”的性质的。这在有关动物的甲骨文中特别明显。甲骨文“牛”、“羊”取的均为动物的头部，且为正面形象；而例如“虎”、“象”、“狗”等字形可以看出，甲骨文中一般为动物的侧面形象；而“龟”的表达也不一样，有侧视字形的“龟”，也有突出背部龟壳的俯视字形。
三、关于从甲骨金文字形的探究来看古人的名字或许有更深的含义。例如，姜子牙，吕尚，号飞熊。其名其号各字在甲骨金文中都有着特殊含义。“子”“牙”“吕”“尚”。“熊”周公曰：虎生双翼为飞熊，金文之“熊”，火为底，（虎者，火）而丁山先生论之，鲧，死后为黄龙，黄龙者亦为黄熊。故“熊”亦为“龙”。故，此或也展现了“龙”“虎”本或指一物。其实熊之号，其义古已，叶舒宪先生曾就熊之义探讨颇深，并指出了“熊”经常出现在先秦之前的帝王名号中：“从伏羲号黄熊，到黄帝号有熊，再到楚国近30位国王争相以熊为号的奇特命名现象……”¹²³
叶舒宪先生就从以“四重证据”来对“熊”及相关的古人物进行了详细且深刻地探究。特别是提到了“熊”与北极、“太一（太乙）”、“帝车”等事物的联系。例如其列举的徐州出土的汉代石画像中，存在“太空中帝车出游的形象：以有熊或神熊形象出现的帝星，高居在车斗上，左手上举，手持类似鼓槌一样的权杖标记。驾车的是3只威猛的天虎……”¹²⁴
关于名字存在隐含意义，还可能涉及到很多传说和历史上的人物：例如王亥、共工、少典、黄帝、仓颉、祝融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以及后世的包括周文王、周公旦、吕不韦、东方朔等等。丁山先生、叶舒宪先生等学者在考证中国神话、历史之时，多有涉及此方面的解读，篇幅有限，在此就不多引用和论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各位学者的著作。
¹⁰²引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版，P128,
¹⁰³详见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6月，P95
¹⁰⁴详见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祭典分论·田即日神甲合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508-P512
¹⁰⁵详见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祭典分论·田即日神甲合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P190
¹⁰⁶引自罗振玉著《殷墟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1月，P140
¹⁰⁷详见刘宗迪著《失落的天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P580
¹⁰⁸字形参见王子扬著《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10月，P243
¹⁰⁹详见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15年5月，P70-75。
¹¹⁰引自于省吾著《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6年6月版，P337-339
¹¹¹引自刘宗迪著《失落的天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P490
¹¹²原载《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此文收入《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¹¹³详见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15年5月，P104-105
¹¹⁴注：帛书又名缯书，光直先生书中写为“缯书”，缯书与楚明堂图的关系一句又引自俞超伟先生所著《关于楚文化发张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1），P23
¹¹⁵此部分内容引自张光直著《说殷代的“亚”形》，《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P82-94
¹¹⁶引自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16年2月，P32
¹¹⁷详见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16年2月，P33
¹¹⁸详见林义光著《文源》，中西书局，2012年3月，P222-223
¹¹⁹ 引自李守奎著《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10月，P251
¹²⁰引自姜亮夫著《姜亮夫全集·十八古汉语论文集·释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346
¹²¹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93
¹²²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93，原引自《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¹²³引自叶舒宪著《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07月版，P109
¹²⁴引自叶舒宪著《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07月版，P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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