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日本人民素质极大提升,日本产品以其精益求精的品质横扫欧美大陆,日本也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高科技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战后基础设施毁灭性受损的情况下,日本是如何实现经济史上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蜕变?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方面:第一,坚持自主创新科教兴国战略;第二,企业界卓越的经营管理;第三,日本文化下配套的人力资源管理。
科教兴国——饱经实践检验的崛起之道的重复
科教兴国是日本整个民族历来的传统,从唐朝时向中国派送遣唐使留学生积极学习东方智慧及先进技术,到19世纪后期实行的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吸取理性指引下的自然科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民族静下心沉住气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好学表面背后勃勃的争胜野心,这是岛国文化环境下,日本的开放兼容并包,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的表现,可以说日本民族将“学习”二字最大化的转化为了国家实力。因此日本二战后,重视科教的战略并不是日本第一次这样做,而是对他历经时间检验的崛起之路的创新型重复。
首先对于科技创新来说,它是从研究开发机构向企业转移的复杂过程,其中主要存在技术、市场、创新收益分配及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它们是影响技术创新时滞的根本原因。制定技术创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消除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缩短技术创新时滞,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程。日本政府倾向于采用直接干预的方法来促进创新,比较偏好的政策手段主要是:政府对民间研究开发采取扶植和支持,政府直接参与协调研发,建立专利法律对创新进行保障。
日本的科技创新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1946年至1970年代,大致是日本战后科技的起步和壮大阶段。日本在此期间从实际出发,实施“技术吸收“战略。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为高速增长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基础。1953~1971年期间,日本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8%,其中靠“知识的增长及其他”因素而实现的为1.97%,包括表示技术进步的变量在内,这个因素在这个时期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3%。战后初期,为恢复经济,日本把重点放在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上面,而且政府直接干预外汇和引进设备用的外资,集中投资于与国家经济发展直接相关重化工业等基础部门。日本约有一半的设备不到5年就更新一次,通过引进先进设备,迅速提高生产能力逐步扩大需求,改变经济结构,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正是通过引进设备,同时引进技术,日本确立了一条技术吸收战略,即遵循着“引进—模仿—吸收—改造—创新”之路实现自强。
1980年代以来是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第二次大转变。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加强了对基础性、独创性技术的研发;由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加强“产学官”合作研发模式;因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公害问题日益尖锐,开始重视发展对付公害的科技。1980年,通产省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标志着日本将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转向自己创造科技以带动经济的时代。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技战略转为“科技创造立国”,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90年代起,日本经济表现低迷,日本政府认识到科技的原始创造很重要,日本已经完成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几乎已没有可模仿、引进的对象。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不再那么容易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形势下,日本面临着美国和新兴国家双重压力。为了适应新形势,改变“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模式,日本强化了中央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并且日本为了突出强调“鼓励创新,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日本也着力营造了良好的培养创新性和开拓人才的制度环境。
总体来看我们发现日本的重视科技发展的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步调整的,从最初的实用主义出发,积极学习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借鉴;中期推进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合作,注重对先进技术的改进优化升级;90年代后期,科技发展到金字塔顶端学习空间有限,政策扶持将技术性科学向基础性科学倾斜,寻找引导经济增长新的科技点。
科教兴国,教育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操纵,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发明创造,新兴科技的研究需要理论研究做基础,因此科技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历史上看重视教育早经成为日本国民本身具有的特点。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教育事业就较为发达。后来明治政府建立后,领导者更深深感到,想使国家强盛必须“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通过教育去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开发国民的人力资源。因此1886年日本开始实行小学4年义务教育,在1907年又实行了6年义务教育,到191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9%以上。因此二战之前日本的基础教育非常完善,二战之后日本损失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日本国民的素质是并没有丢掉的,所以二战后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更是对其长久以来的崛起之道的坚持。日本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举,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首先从义务教育以及各种教育事业来看。1945年经济“起飞”前夕,初中普及率达到80%,到1973年,初中普及率达到100%。日本的教育风气格外的严格,每天授课时间长,每周上课5天半,一学年只放一个多月的暑假,新年假和4月份的开学前的假。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勤恳专心学习,这些也正是日本人重视教育好学的表现。同时日本办学条件相当不错,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对于学前教育日本也极为重视,为了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日本会通过广播讲座等举办“母亲班”、“双亲班”,以增强父母对教育子女意义的认识和提高教育艺术,让父母成为合格的婴幼儿教育者。甚至在1950年之后,日本开始举办短期大学,开设大量家政方面的课程,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子女的教育艺术。除了家庭教育,日本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有巨大的发展,比如幼儿园和保育所的数量质量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日本人才培养的基础,那么高等教育对于来说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沿。日本高等教育有别于他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时刻注意社会的需求,造就新人才。为了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日本政府努力调动企业界的积极性,同时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最初,政府尽量采纳经济界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改革,后来干脆把经济界人士直接吸收进“中央教育审议会”,让他们直接提出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大量增招理工科学每年大幅度增招理科学生,理工科毕业生占大学毕业生总数比例从1957年的26%,到1960年至1970年稳定到41.9%;第二,扩充理工科专业。日本大学的工学部从1955年的73个增至1970年的134个;第三,学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日本经济界向高等院校提供经费资助,为学校增添设施设备,为搞好教学和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大学教师到企业讲授有关经营管理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企业派人到学校学习进修,企业聘请大学教师担任本单位某一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加强了企业与科研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日本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与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相结合,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卓越管理——助日本企业披荆斩棘的武士刀
站在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日本在他的崛起过程中,在管理经营领域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些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设计力就是竞争力。当时的日本企业已经看到未来的市场竞争的重点将越来将集中在产品设计、质量和服务三个方面。而以产品设计最为突出。西方很多企业家都深深体验到设计是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日本企业家正因为精于此道而取得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在技术进步背景下,人们的需求日新月异,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推出多长时间新一代的产品马上就出来了,产品的寿命大大降低,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设计人员。所以当时日本施行了一种人员派遣制。从产品到生产流水线的设计,一批设计团队干完后迅速撤出去负责下一个项目,并未给企业造成太大负担。这种现象在当时日本的汽车行业和家电行业非常常见。
重视新技术的物化,决定产品设计的核心是技术。运用先进技术武装企业,才能使得产品功能多样、款式新颖、质量优越从而获得高附加值。日本权成菊地诚傅士说过日本企业注重彻底的应用技术,彻底的产品开发,也就是重视新技术的物化。他说当美国把尖端技术最先应用于宇航工业、军事工业时日本却毫不犹豫地把尖端技术应用于日常民用产品。通过观察事实,确实如此。把新技术迅速转化为赢利商品这是日本企业的一大长处。比如当年的超导研究,当各国在热衷于超导材料的研究时,日本率先研究成功了“全超导发电机”,并着手研制不用螺旋桨而利用电磁流体力高速推进的“超导电磁推进船”。同时,面对顾客多样性与人性化的需求,日本企业在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制造装配上尽量争取标准化、模块化和成组设计的思想实行柔性制造、柔性装配,追求生产同样的产品质量比竞争对手好,种类比竞争对手多。比如日本的手表行业,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款式新颖的多功能手表常常令消费者耳目一新。这大多都得力于应用尖端技术。精工的工厂拥有大量计算机和150个机器人,能生产3000种不同型号的手表。从一种型号的生产转到另一种型号的生产只需15秒钟,目前它每天能生产3种新型手表。日本的“灵活制造系统”(即FMS也称柔性制造系统。通常由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器人、料盘更换器和自动化仓库组成、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能生产93种产品。一家典型的拥有这种系统的美国公司每年只能生产一种新产品,而日本公司却能生产22种。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产品在那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何以总是高于美国产品一筹。
重视开发人的潜力。日本企业家当时在面临未来市场的反复无常、新技术层出不穷和竞争的极大压力等严峻现实。在迫使人们对传统的劳动力观和劳动力功能进行再认识对劳动力的要求将从强调体力转向注意大脑的背景下,日本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公司提升一个人时,重点放在预期今后会作出的贡献上,而不是放到以往的成绩上。这种注重未来而不是注重过去的评级制度,使人无法躺在过去的功劳上“吃老本”而是鼓励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给职工提供高收入满足员工对较舒适的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注重员工渴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自我实现的追求。比如稻盛和夫曾讲京陶公司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依靠的就是“人心”。他非常注重和职工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相信职工,在此基础上相信自己。他说“要是企业成长起来,并富于活力,就要想法设法使人变得有活力。只要这一点解决了,即使物、钱缺乏,企业也会具有活力,也会发展。”
培养时代需要的领导人。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当世界走向未来的转折时期,对企业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更高。日本企业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全才的想法认为能使全体人员都产生向心力的管理人员,才是最优秀的。日本造船公司总经理藤井义弘认为公司的各部门都有专家,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使之与提高经营成绩联系起来才是总经理的任务。他说只要能把本公司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公司就能发展起来。为贯彻上述思想,日本企业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一、集思广益,在职工中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二、发动职工参加管理,最普遍的形势是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三、实行现场优先主义,即优秀的技术人员全部投入生产第一线。现场人员在企业中起重大作用,具有长期现场工作经历的人才更可能被提升到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四、设置智囊团。不仅研究政策,更研究本企业的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以及如何提高本企业的信誉等。
胜利属于最有信息处理能力的人。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核心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对信息的发掘,使得人类对于信息有了全新的运用。而在那个时代,日本企业早已经成为了信息处理方面的佼佼者。当时在日本,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视信息为公司赖以兴旺发达的源泉。尤其是那些大财团,不仅在国内收集信息,还向海外伸出了触角,他们的商业信息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在当时日本企业对信息的重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企业信息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于生产、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常对其他部门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智慧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而智慧借助于不断获得的信息的积累。面临局势的变动,决策者在做重大事件的决策时能否顺利取决于企业平时积累的信息是否足够有效。三、不但在外部收集信息,还注意收集企业内部的信息。诸如员工对产品的看法评价议论等,以及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反应。四、更加注重经常利用搜集信息来解决问题,进行预测、自我启发。五、企业间的信息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厂家与商店联机,获得更多一手资料。总之,日本企业当时除了对传统的人财物重视之外,也将信息提升到了同等地位。
善于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在信息化时代,消费市场向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级化发展,微小的变化往往会决定事业的成败。因此,企业必须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日本企业家过去总是嘲笑美国企业一味追求革新产业和新兴产业,见异思迁,头脑过“活”;而说自己是死心眼,只是扎扎实实地向生产的更深更广层次开掘,不为外界环境左右,即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但实际上日本企业是很善于适应环境的。曾几何时当他们切身感受到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时,审时度势立刻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例如新日铁过去声称除铁以外什么都不搞,而后来却搞起碳素纤维、精密陶瓷、硅片等与钢铁没有多大关联的产品生产。雅马哈是世界最大的钢琴制造商,现在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电动车制造厂家。日本企业这种高技术的多元化经营趋势,显示了他们所具有的巨大应变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式的经营管理中有三大方面帮助其产品在国际市场披荆斩棘。第一大方面是对于技术的极致化运用,日本企业能将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盈利产品,利用柔性制造系统将产品的设计推向极致。第二大方面在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视,日本重视对员工潜力的开发,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运用质量管理小组提升员工对管理的参与度,将团队精神发挥到极致。第三方面,日本企业前瞻性的对信息的重视。收集信息的触角既向外伸向全球也向内伸向员工,对信息的精确把控也为其及时应对环境变化提供了基础。
日本文化——表现在日式人力管理制度中的民族精神
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有很多,概括起来有四方面。“和”的思想是灵魂,日本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有最高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社长到员工为实现目标齐心协力。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员工比较注重工作联系的纽带,企业讲究提高集体工作效率和集体激励,鼓励员工在完成自己工作定额的同时,主动帮助同事,形成互助合作的氛围,这种’和“是团队之合。“忠”的思想是根本。日本企业的员工一进入企业就受到“以企为家”的教育感召,大都追求对企业的终身奉献。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互助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实现自主管理、弹性管理成为可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日本企业家不仅把企业看作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还把企业当作满足员工广泛需求的场所,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帮助员工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勤”的思想是保证。勤奋是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日本企业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员工都有一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对于时间观念极强,认为一个小时只有四十分钟,这种时间观念铸成了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同时日本人的勤奋还表现在对产品的精益求精上。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将美国的产品竞争的一塌糊涂。“人本”思想是精髓,正是以人本思想为中心,以“和”为代表的团队精神,以“忠”为代表的敬业精神,以“勤”为代表的进取精神等企业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开发和发挥人的潜力。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日本企业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三大人力管理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度。
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指职一旦被企业录用可以被持续雇佣直到退休,不会因为企业经营周期的波动而遭到解雇。终身雇佣制只适用于从高中、大学等应届毕业中招收的正式员,临时、合同、记时及外单位派来的外来的员工等均不属于“正式”职工,也就不能享受终身雇佣待遇。终身雇佣关系是企业与员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并是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因此终身雇佣制是一种惯例。对于那些坚持这一制度的企业来说,将会赢得好的名声,也就能在每年的春季毕业招聘中吸收到高素质的人才。相反,对于曾经解雇正式职的企业,优秀的人才不会到这样的企业就职。终身雇佣制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期得到普及。年功序列工资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指正式职工每隔一定时间提高一次工资,职位也每隔一定时间晋升一次的惯例。由于这种制度并不是以员工的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为依据的,相同工龄的职工工资收入相差很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资、奖金、职位同步提高后,职工之间通过晋升竞争逐渐拉开工资、奖金和职位。如果职工中途退出企业;在新的企业年功要从头算起,从而加大了职工途退出企业的成本。年功序列制是实现终身雇佣的必要保证,二者互为补充。企业内部工会。由于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职工一生的利益都与所在企业连在一起,各个企业之间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工会都以企业为单位组成,而不像美国那样跨企业组建行业工会。这一特点使得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更多采取合作和让步策略,以免谈判破裂给职工造成大的损失。另外,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都必须是本企业的正式职工,因此部分工会干部由于考虑日后晋升的原因而难免替资方说话,这样日本的劳资纠纷一般都在企业内部解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部会是构成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与此相适应,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了录用制度、内部晋升、企业培训、岗位轮换、退职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构成了完整的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日本的这一套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职工在职业的安定感及企业对职工个人意愿或感情的尊重使得职工产生对“企业大家庭”的依附和忠诚心理,主动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献计献策,员工也积极参与管理。同时也防止熟练员工的流失,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本蓄积,降低了劳动力的替代成本。其次,有利于采取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企业职工队伍的稳定使得企业乐于对员工的培训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及重视职工录用使得学历也重视生产实际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给员工提供到研究生院甚至国外留学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为企业采用现代化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第三,有利于调和劳资关系。雇主对职工生活等的关心以及职工收入的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成败兴衰紧密联系,是劳资双方结成命运共同体。按企业组织工会把劳资纠纷局限于企业内解决,双方已与托和谅解,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虽然在新的竞争格局形势下,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制度僵化企业间人才流动困难,为了维稳僵尸企业大而不倒,员工的福利重造成了企业利润微薄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是日本经济腾飞过程的成果和助推器,在那个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本的崛起的核心要素是企业的力量。企业自身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在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基础上,利用柔性制造与团队作业对流程再造,解放了身体负担及重复性运动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团队精神。而科教兴国带来的的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扎实的资本和人才基础,日本文化下诞生出来的日式人力资源管理为日本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润滑剂。这两方面加之日本企业自身之上,犹如猛虎添翼,方成就了日本经济在那段时期的惊人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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