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处，山深不迷踪 ——杜威《经验与自然》阅读随感

曲径通幽处，山深不迷踪

    ——杜威《经验与自然》阅读随感

那种通过人类与自然的联结应当作为目的而得到促进的东西必须在人本身中发现。

                                                                                                        ——康德《判断力批判》

为了进一步理解杜威的教育哲学，并借此反思自己的教育思考，我在这十多天重点阅读了杜威的《经验与自然》。这本书是让杜威走上“实验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道路，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他《确定性的寻求》与《艺术即经验》等著作的出发点。所以，我感觉自己阅读此书，是始于疑惑而终于困惑的——既被整片思想的林海所慑服，又沉迷于林中小路上观赏几树繁华，拾掇珍奇或枯枝，未能登岭观赏，只一番“山阴道上行”的感觉。

曲径通幽处，山深不迷踪 ——杜威《经验与自然》阅读随感

杜威尝试使用“非哲学的表达”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有结构地建筑的大厦，那么，如何运用现成的、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杜威是伟大的教育家，所以他的语言中充满着教化的意味，同时又有不少启发性的名句，理解他的“经验”，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浅层的“经验”开始，然后走向“科学”，最终登上“艺术”。他说：“艺术既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界的顶点。”当然，在他看来，科学的探讨乃是一种艺术，以纯粹的心灵享受作为终极目的的。整本书读下来，我未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给“经验下定义”，因为他已经将“经验”散入“手段”、“知识”、“沟通”、“意义”、“心灵”、“主观”、“观念”、“意识”等概念中。而“自然”的概念，不是我们“热爱大自然”中的“自然”，而类似于并且区别于中国的“天道”。《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天道”是在人与自然更为密切关联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故而未能脱离原始的神秘主义色彩，“天道”只是一个浑然的对象，是解释时序与伦理的终极。而杜威的“自然”，虽然同样意味着“自然的发生性、规范性，乃至目的性”，但更强调在人的理解与实践中的实现，它对人产生意义，又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因此，杜威说“实践”是“达到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唯一）一种方法”，“自然因经验而得以深化、丰富化”，它“指导经验”，使“经验”在理性上深入到纯粹，在判断上扩展到推论，他对人的历史和生活有着决定性意义。

杜威在本书中批判性地思考各种哲学在探究“自然本性”与“人类本性”方面上的合理性，从批判中建立自己的体系，在思考经验与自然的关系上，他用“沟通”与“意义”来实现。他说：“因为在感触中，一个性质不仅仅是交相作用的一个突然的、分隔的、独特的界限，而且成为一个性质了。”这听起来似乎与王阳明“君未看花时，花与君同寂；君来看花日，花色一时明”一个意思，但王阳明强调的“心外无物”恰恰是杜威极力批判的唯心主义。细看杜威“沟通”与“意义”的界定，他说：“沟通既具有圆满终结的性质，也具有工具的作用，它是建立合作、统治和秩序的一个手段。”他还说：“意义，在言语中作为意蕴而被固定下来以后，就可以在想象中被管理着、操纵者、实验着。”杜威与王阳明式的“静观自得”的“圆满”与“和谐”不同，他更倾向于将“语言”理解为“程序化理解自然世界”的工具，借助语言逻辑地认识自然，在与自然的沟通中调动人的意志与创造力，去挑战不确定的变易。他举了一例来说明人的这种主动性，他说一个孩子去试探火堆，虽然害怕被烧伤，却仍能借助木棍等工具去探究火堆。在原始的动作中，人的本性包含着认识世界的欲望，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经验一直发生着作用。数理科学家、哲学家去确定世界，人类一次又一次意图走进绝对必然的终结，却不得不投入变动不居的动荡之中，总是“意外地闯入未知领域”。

据此可知，杜威的目的不是用哲学去“创造一个‘实在’世界”，或者“发掘常识和科学家所看不见的‘实有’”，而是“把自然产生的经验功能所具有的好加以明确，发挥和推广”。那么，哲学家是不是自然的“立法者”呢？中国的圣人常以“立法者”自居，虽说“道法自然”，却有掌握着“天道”秘密的神圣感，并以此教化民众的道统。《周易·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这里，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宣言与其说是某种使命感，不如说是掌握控制之术的野心。杜威和儒家文化在承认自然本在法则上是一致的，但杜威却不以秩序建立者自居，他认为“哲学起源于整个人类的情境”。所以，他的“经验”是落实在整个人类的“自发性”上的，它不是某些知识掌握者所独有的，虽然他认识到哲学家的使命，但他强调哲学家关键是要“觉察到经验所具有的意义的丰富……意识到那种阻止他去分享它们的限制，他就愈会觉察到它们的那种偶然和随意分布的情况”，“哲学实质上就是批评”。

批评是需要尺度的，康德的“人是目的”在这里仍然合用，杜威把“道德中的良心、美术中的欣赏和信仰中的信念”作为“批评的判断”。那么，哲学能否作为动荡与偶然存在的绝对标准呢？概括的理智、永久的真实是否存在呢？因果律已经受到挑战，“这个经验事物的世界，包括着不安定的、不可预料的、无法控制的和有危险性的东西”，人们对知识与美德的信仰一去不返，此时，哲学需要找到新的工具去应对。托马斯·亚历山大说：“杜威在寻求存在的普遍特性与真正意义时提供了一种工具，凭此工具，他可以对经验进行丰富、多元、动态的阐释，也使自身永远存在。它们提示了经验的情境性以及调节的手段，借此手段经验被保留在了反思视野中。”简单来说，杜威用“情境”、“连续性”和“反省”来解释这个烦恼的世界。他说：“从经验上讲，一切的反省都是从疑难的和混乱的情境出发的，它的目的是要求清晰明确……思维乃是在同一个被经验的事物世界之内在时间上不断进行重新组织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可见，人是“有欲望的刻苦奋斗的、有思维的、有感情的动物”，所以总在动荡中努力追求圆满，在经验中期许自由。

人类属于自然，人类的知识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变化是“向着成为它们自己的圆满和完善状态的对象的内在运动，因而这些对象乃是知识的真正对象”。那么，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自然自我完善的历史，人类在历史的连续中所作出的劳动，就是为了把“一个偶然的结尾转变成为一个对于目的的满足，也使得劳动具有了一种后果和圆满所具有的直接性质”。说到这里，杜威一下子就露出了教育家的本色。认识如何可能与思想如何传递、美德如何养成是教育的三大问题。他解释了知识产生的原因和累积发展的秘密，他思考了习俗的功用与限制，他为“有限的心灵”寻找解释无知、怀疑、错误以及推论和探究的工具。他将“思想”、“理性”、“智慧”放到“存在”上进行确定，认为它们是“活动的意向，是那种预见存在事情的后果并把预见的东西作为管理事情的手段和方法的行为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教育强调真正的对话，因此教学双方就有了进入“情境”的必要性，而要进入“情境”，就必须历史地思考各种命题，在连续中产生理解、领悟，进而形成理智上的熟练，难怪乎他在《我们怎样思维》与《经验与教育》中反复强调“学校情境与思维的训练”，认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当他具备了和意义有实际联系的某些情境的经验，他才能掌握这些符号的意义”，要求教育者要“供给可以引起探究、暗示、推理和验证等的真实情境。”

作为“自然”用于“揭示自己”的“经验”，在人间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呢？杜威在本书第五、六、七、八章中分别用“意义”、“心灵”、“身心”、“意识”等概念交错地阐述了经验的过程。

人类发展史上，语言的诞生可以说是“天雨粟，鬼神哭”的，因为语言与教育，人成为了人，人对意义的追寻也有了确定性。杜威说：“语言中的声音、姿势、或书面记号作为特殊的存在……词因为获得意义而被稳定下来……因为沟通可以对整个社会所珍贵的对象和艺术进行分享，由于这样的分享，意义被充实了，加深了和巩固了。”由此可知，意义是因为语言的产生而被确定下来的，经验的表现之一就是语言的发展。

人作为自然一部分，人的心灵可以映照自然，但人生长在习俗之中，“习俗成了法则，成为情绪、信仰、意见、思想乃至事情的主宰”。获得思想的自由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被“习俗”主宰了自己，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我们对摆脱外在于自己的权力，不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欣喜若狂，却对内在的束缚、强迫和恐惧置若罔闻。这时候，经验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具有从现有秩序标准中释放出来的思考的自由，自我的心灵为人类提供了这样的能力，它“经常地和普遍地以它的动作呈现在一切情境之中”，它外显为“特有的怀疑、探究、悬念、提出和发展暂时的假设，尝试或从事于实验”的能力。

人的本性表现在其生命的感知能力上，这是经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命。斯宾塞说：“生命和心灵，一个内在的秩序和一个外在的秩序是两相符合的。”“身心”的“身”作为自然的其余部分，将各种因素保留并积累下来，“身心”的“心”是“身与环境相互产生情境所创造的意义”。伟大的人，伟大的心灵，是因为突出了他具备“敏感的、丰富的和和谐的参与一切生活情境的性质”，他能给予事物以生命，所以他因为获得意义而通过艺术的形式在时间的流逝中留存下来。

“意识”或者说“反省”，是经验的高级形式，它是“具有语言的动物中系指对于意义的觉察或知觉而言的，从实际事情中认知”的过程。人只有具备“意识”到各种“意义”的能力，才能真正与动物区分开来，这种对一连串强度不同的闪光捕捉到整个生命体系中去考察的能力，就是观念的产生过程，就是创造的能力，其最高形式就是艺术，就是经验的终极。当然，这种能力是在“艰苦练习的学校中经过长期的锻炼之后才能获得的”，有了这种能力，人才能在时间的连续中由果溯因，并由此及彼，由现在预测未来，一句熟练的习俗和技巧表达对于意义的追求，获得新的启示并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旁逸的东西最终又符合有机体本身的要求，整体开创一种新的习惯和认知，像观察名家作品，乍看突兀，细究合理，回味无穷。

艺术追求自然的完满，但总在不完备、不确定中挣扎着、奋斗着，当他获得暂时的和谐与欢愉时，它便在连续的实践中找到了存在，所以说，艺术是“在激动中的宁静”，“一个真正的美感对象并不是完全圆满终结的，而是还能够产生后果的”。当然，艺术的包含着科学、思维以及人类用于纪念某个终结的情境的作品。托马斯·亚历山大据此总结道：杜威根据精神性、普遍性的程度给艺术划分等级——“实践的”艺术在最底端，如建筑；然后上升到“物质的”艺术，如雕塑、绘画；再之后是“动态的”艺术，如音乐；最后是地位最高的文学，因为在文学中，意义完全统治感知。

杜威在这本书中构筑了一个神秘的花园，花园中有高树繁花，也有丰茂灌木，但总体是葱翠芳草，看似平常却焕发着生命力。在这里，“意识并不是实有的一个独立的境界，而是自然界达到了最自由和最主动的境界是，存在所具有的明显的性质”。

作为非哲学专业的阅读者，自感未能进入杜威的情境去和他对话，在阅读的过程中既有艰辛也偶有灵光闪现的喜悦，小文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收获，更不敢妄评其中的矛盾与精彩处，若要问我阅读的感受，可用陶弘景的小诗来作回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

景祥于201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