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对永生之物也充满好奇，而在哲学家的潜意识里，对永生的好奇比常人要更胜一筹。在古代，大多数人相信灵魂是一种永生之物，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会说话，有人遇到过鬼魂，听到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有记忆力，还记得前生的恩怨，欠了谁的钱，他会记得。认路，有人跟在鬼魂身后，找到了别人埋藏的财宝。哲人们也热衷于传播有关灵魂的市井传闻，但他们知道，这些事说起来很愉快，却只能作为谈资，无法被理智所接受。
古希腊的哲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颜色、形状、气味，这些通过感官感知的东西，都是反覆不定的。他们曾经试图以水、火、炁、原子，作为永生的元素。最后，他们终于觉得自己找到了确定且实在的永生之物，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发现。Euraka！Euraka！三千多年前的一天，一群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光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大声欢呼着，招呼人们过来，听他们解说这个伟大的发现（像阿基米德一样，所有希腊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发现了什么，就拔腿跑到大街上去欢呼。）他们游行，屠宰公牛，献祭，请客（这是必须做的，希腊人认为人要请客，只有旷野里的野兽才独自进食）。这些古希腊人所发现的就是数字的确定性。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字及其运算法则是脱离了质料的纯形式。纯形式就像密码，它发自物体中，可以指代任何事物，而不受事物质料的束缚。定理、逻辑、命题也一样。这样说吧，我们能认识桌子，不是因为桌子的色彩、样式，都不是，我们能认出面前的桌子，是因为有一个高度抽象的名为“桌子”的纯形式存在。做成桌子的质料可以烧毁、砸碎、改变，但这“桌子”的形式你毁灭不掉，它是唯一永存而不变的。除了桌子，椅子、窗户、院落、灯光、树影、路人，这世界上的每个物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抽象的形式。这激发了哲人们潜意识里对永生之物的好奇，他们想，由这些物体堆积起来的，不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每个物体都有其纯形式，那么，这个世界是否也有一个唯一的、永存的、不变的纯形式呢？假如有一天，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形式都总结出来了，都穷尽了，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最终发现代表这个世界的纯形式呢？
通过形式，这唯一确定的东西，桌子由一堆分离的颜色、质料，成为桌子。通过终极实在，这世界的纯形式，纷纭的世界就像桌子般获得了法则，成为了可认识、可命名的世界。这世界一部分接一部分，变得有序起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能够统御所有形式以及所有质料，并使之变得有序起来的终极实在呢？他有没有一点神或造物主的影子呢？还是说，那就是神，否则谁有这样大的本领，把宇宙中的所有质料，瞬间变得有序了？这个哲学中的终极实在，就是基督教哲学里那个已被科学证明了的上帝。就是老子的书里的“道”——他是世界的推动者，是天地万物的“纯形式”、“法则”，它惚兮恍兮，无形无色。它本身不是质料构成的，但依赖于它，所有有质料的物体都能变得有序，成为可认识的，所以说道不动而使天下动，玄无名而使天下名。
那么，人会不会由一种纯形式构成呢，这种纯形式一旦进入人，人就由一堆质料，肉体、血液变成了人.......有没有一种纯形式在我的身上呢？假如我被毁灭了，这形式是否能存留呢？这形式是以美德、道德的形式存在的吗？这一切猜想都有赖于一个前提，即这世界具有最高的纯形式，不管它叫什么名字，终极实体或终极存在，绝对精神，世界精神......即有一个神一样的终极形式存在，如果这个前提存在，它之下的所有纯形式就是可能存在，那么人的纯形式就是可能存在的。人的永生，这个问题就永远保留着迷人的可能性。看，终极实在（神）与人的关系是多么和谐，无数哲人曾经赞颂过这种和谐，人的永生与神的永生紧紧联系在一起，欲证明人的永生就要先证明神的永生。随着科学的进步，哲人们将证明现象事物的纯形式的任务交给了科学家，却将证明世界的终极形式看作仅属于自己的，这是属于哲人的终极任务。为了这个任务，哲人们躲进古典哲学的宏伟的巴别塔中，在无数的概念、推理里，默默地追寻着自己的目标。
所有沉醉在这个梦里的人，都会在尼采那凄厉的“上帝死了”的嘶喊中，惊醒过来。这位嘲笑过康德是隐秘神学家的哲学家，带着重估一切价值的野心从永生之路上，一头跌下去，落入凝视他的黑暗之眼中。古典哲学的巴别塔渐渐废弃了。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数学的发现中建立，又在数学的发现中被摧毁，多么讽刺！非欧几何、测不准定理、热力学、量子力学，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证实着尼采疯癫的预言。假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都是不确定的，都会随观测者的角度而变，假如最难改变的数学公理都是变化的，假如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中，那么哲人们们以前试图通过确定的、实在的概念来追索永生的努力就是徒劳的，一切又回到了毕达哥拉斯之前的时代！桌子的概念或许还在，椅子的概念或许还在，但没有了确定性，终极实在的纯形式就不可能存在了，古典哲学的巴别塔中那扇通往永生的门，被一把名为相对论的锁牢牢地锁住了。
尼采有一本名为《瞧！那个人》的著作，我们也可以模仿他的书名说，瞧！那个人，他被永生抛弃了，多么凄惨的下场！
这就是人的处境，在存在主义者眼里，这时期的人失去了深刻和永恒，被抛弃在表象的世界里，就像一条掉在路上的，快要渴死的小鱼。旁边波光粼粼的大海很美丽，但它无法回去。瓦莱里有一首谈论永恒的诗，他讲海上的白帆，就像鸽子漫步在蓝色的屋顶上，他想表现一幅永恒的景象，但在诗里却显得一切都是那么浮光掠影，如梦如幻。静谧的大海，只能衬托出旁边发生的惨案，衬托出生命的虚幻。荒谬！这条鱼注定会渴死，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时间只剩下几秒钟，然而即使这几秒钟也不能得到保证，因为它时刻可能被路过的车子碾死，或被鸟儿叼走，成为鸟儿的食物。
人在这样的处境里，能做什么呢？
去思考！这是廓尔凯廓尔、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萨特、加缪及所有存在主义者给出的答案。
其实古希腊时期的哲人苏格拉底早就给出这样的答案，当他被雅典市民判处死刑的时候，他的朋友前去营救他，让他跟随他逃走。告诉他，只要他逃走，他可以让朋友们免于被指责，可以看着自己儿子长大，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获得荣誉。他说，不，我愿意去死，但在死之前，我不能停止思考。智者的死，不像去死，而像是出发。在马尔克斯的魔幻主义小说《百年孤独》里有一位永生智者梅尔基亚德斯，贯穿了整个故事。在故事开始时，何塞.阿尔卡蒂奥被梅尔基亚德斯的喧闹所吸引，从他手里换来了磁铁。在故事结束时，梅尔基亚德斯又重新出现，指点奥雷里亚诺（搞不清是第几代奥雷里亚诺了）破译永生智者书写的羊皮卷。他的永生及孤独，与尘世的人群形成对照。小说里布恩蒂亚家族的成员拥有各种能力，繁殖、学习、直到飞行，阿尔卡蒂奥上校拥有近乎不死之躯，他们能轻易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知识。相对普通人，时间似乎对他们并不构成障碍。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来自时间给予的特权，而不是来自超人的智慧，他们一样受着尘世中那些短暂事物的困扰，性欲、情感、鲜花、财富、权力、传宗接代，他们与世人犯着同样愚蠢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梅尔基亚德斯的身影消融在正午的阳光中。当奥雷里亚诺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几乎只剩下模糊的影子，还在喃喃自语：‘我已经在新加坡的沙洲上死于热病。’”。有些人特别怕疼，有些人特别怕冷，但布恩蒂亚家族的人，都没有时间感。只有乌尔苏拉能感觉到时间造成的痛感“‘如今的日子不如从前了。’她总这样说，感到失去了对日常现实的把握。……这分外匆忙的时光流逝使得她做起事来全都半途而废。”除她之外，得到时间护佑的布恩蒂亚家的女人个个铁石心肠。当年轻的警卫队队长因为心碎，死在美人儿蕾梅黛丝窗下时，她却评论道：“你们看，他就是太傻了。”是的，他是太傻了，因为他的生命太短暂了，他无法理解永生的神的思考方式，无法理解在时间里，任何女人的铁石心肠都能被融化。
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态度，其中就如此参杂着永生。因此苏格拉底的智者们死前要狂欢，要畅谈灵魂的不朽。而存在主义者面对死亡则要谦卑、要亲切、要人道主义。我不喜欢永生智者的调调，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方式，它把人的环境说的更清楚。当你就剩几秒钟的时间，你有时间挪动位置，去抽离，去分析，去反思吗？但存在主义者的决心是坚定的，人应该就在你的位置上，在这看似浮光掠影、肤浅的表象世界里，直接思考自身的意义，而不用去领会或建构一个终极的世界。有几秒钟，就思考几秒钟，就在你掉落的路上，思考这几秒钟的意义。
假如说，古典哲人们是以神自居，以神的角度，来窥探终极实在。那么，廓尔凯廓尔们已经断言，别妄想了，人无法成为神，无法窥探到神的秘密，无法像神一样思考，因为你的生命，就是那么短暂。这种人生态度，与古代中国禅宗思想家们是契合的。
禅宗认为，一个人是做一元论者，还是做二元论者，这是人生的大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存在一个更好的我，更真实的我，那个我更漂亮，更聪明，更有时间去思考呢？谁的心里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呢？连大哲学家庄周先生，有一天也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梦醒后，他大惊小怪地觉得做蝴蝶很快乐，这快乐是真的吗？可谁能说，我比大哲学家庄周先生强，从没有做过一个这样二元的梦呢？小乘佛教说，这是真的，有一个好的你，但你看不到那个世界，佛——觉者是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代表，冲他磕头念佛，由他把你度到那个世界里，你才能得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小乘佛教的二元论。而大乘佛教反对说，不对，假如有这么好的一个我，那一定在我之中啊，我的所有本质一定在我之中，否则那就不叫“我”。假如我有一个理想，这理想不会在我之外，鬼魂样飘渺着，它一定在我之中，紧密结合在我之中，否则那就不叫我的理想。同样，假如空是这世界的本质，那么空一定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而且是在无限连续之中，这意味着不管你怎样分割事物，一定有一份这样的本质在。它不可能偏爱某些事物，而不偏爱另一些事物，否则，就不叫这个世界的本质，空不在某一物体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西方的存在主义者说存在者一定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与大乘佛教讲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相同的，都是所谓不二法门，指世界的本质和表象是不二的。佛性不在另一个世界里，因为没有那个可能，如果佛性存在，它就在这个世界中，与我们同在。而且在所有的事物里，在桃花里，在柏树子里.....他不可能不在，否则他就不能叫做佛性。有位僧人问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吗？”赵州答“有。”僧人问：“狗子既有佛性，为什么撞入这个皮袋？”赵州：“因为他明知故犯。”后来，又有僧人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吗？”赵州：“无。”僧人：“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没有？”赵州：“因为他有业识在。”假如还有前生业识，就是执着二元，如果不立足今世，就找不到佛性。佛就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世界，在任何事物上都有可能直接领悟到佛性的根本真谛。也就是说，根本不用磕头，拜佛，求诸他人的渡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理解，而不是教诲分析，直接地打通表象与本质。这就是禅宗的一元论，因此，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富于入世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定决心，在这个世界修行，在这个世界涅槃，不做二元之想。这就是中国禅宗思想里最根本的，也是最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用那位亦僧亦俗的诗人郑板桥的诗来表现最好：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韧
管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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