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关于农村宅基地政策的。看完文章忽然感觉自己起的那个微信名字那么的名不符实。郭底是我们老家村庄的名字。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源于内心深处对老家的怀念。再也回不去的老家。
土地政策决定了，你一旦离开老家你就失去了回家的资格。
本来村夫是指在村里种地的人。我在村里生活了20年。在生产队时代我还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到了高中毕业那年，土地政策变了。当了半辈子生产队长的父亲开始种自家的承包地。父亲是个勤劳能干的人，地里的活计没有他不懂的。他不识字，自从有了生产队他就是小队长。小队长是带头干活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的高。但是，每次换届都能连任的小队长还是很少的。他每年都能拿回家一张先进党员的奖状。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炫耀的东西了。对了，我们队的老钟是最有特色的，那口钟被挂在胡同头的大树上，每天这个钟会被敲响好几次。
集合钟最显得悠扬，当当当 当当当。不紧不慢地。生产队时期，以小队为单位分配土地，土地归集体所有。钟声除了集合社员的作用外，还有生产队分粮食，分瓜果蔬菜。过年的时候生产队宰杀猪 按人口分猪肉。
农忙的时候学生们放麦假和秋假。麦假时，学生们帮着自己的生产队收麦子。收麦子可是个能把人累死的活。徒手拔或者是用镰刀割。板结的土地只能用镰刀割，割麦子也是有很多技巧的。会割的人手能拢到很多麦子而不散，捆麦子更是有很多技巧。学生们帮忙只能是干吃面，就是加在两个大人中间，既不用留葽也不用捆葽。
尽管干农活很累，但是也有好处，很多人聚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给生产队干完活，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很多人还是背上筐子去打猪菜。养猪喂鸡喂兔子是那时候的副业。每家每户的私有财产也就是一头猪和几只鸡。个别人家也养羊。
我们村唯一一个被允许做买卖的是高瞎子。他自己家做糖。因为他残疾的缘故吧。他是可以做生意的唯一一个。每天挎着绿书包卖糖，手里拄着一根竹棍。那时候的糖是奢侈品，尽管是一分钱一块，小孩子们也买不起。只有看的份。
小孩子们有时捉弄买糖的瞎子，拿张纸片当一角钱给他。他发现后就不再收毛票，只收硬币。那时候的硬币有一分二分五分的。最大面额是五分。高瞎子准备了三个标准币。每次收钱用自己的标准币去比较。这样就不会上当了。他主要是用手感知硬币边缘的纹路。时间长了他练得一手鉴别硬币真假的真功夫。只要一摸就知道真假和面值。只有拿不准时，才拿出标准币对比一下。
当兵的原因，户口被注销了。所以老家的承包地被收回了。为了给老人养老把老人都接到城里住。村里的地收回了，房子变卖了。于是。老家只是一个回忆了。回老家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真实地体会过。古代的法律可以落叶归根。今天的法律让我们无根可归。
儿时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少儿时期无忧无虑，尽管穷的一个玩具没有买过，但是所有玩具都是自己做。就地取材玩的不亦乐乎。麦茬地里捉蚂蚱，下到小河沟捉小鱼，爬上大树捉螳螂。那感觉爽极了。那时候是不限制打鸟的。拿了弹弓去寻小鸟，到房檐下掏鸟窝，偶尔会碰到蛇。小水沟里的水是能喝的。五十年前的一切都与现在不同。五十年前的东西基本上可以算做文物了。
名字一般都是有意义的。含有对往事的回忆。尽管名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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