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在深秋——记我的大爷

念在深秋

——记我的大爷

(一)

在我们这里称伯父为大爷。我的大爷就是我的大伯父。

说起大爷的生平，先要讲讲爷爷的故事。

爷爷在我的心里是个英雄，但是在父辈的心里，感情却是非常复杂的。

我的爷爷生前是个执着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对党忠诚到了什么程度呢？用“忠实的信徒”这个称谓一点都不为过。

爷爷于解放前入党，在农村工作中是党的积极分子。父亲尚在襁褓中的时候，爷爷抛家舍业在部队。当兵复员之后他身患哮喘，不能参加劳动，身任管理家乡一方治安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干部我也不了解，只是听长辈们说，解放后，国家收缴民间枪支，当时我们大山的山前山后只有两个治保干部国家配给手枪，我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我不记事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大爷和父亲都很少讲起他，我只是在听到他们回忆少时艰难的历程时候会提到他，却也只是叹那么一句：“唉！那都是因为你爷爷不知道顾家，不会过日子啊！”

我从三两岁就跟着奶奶睡，一直陪伴到初中住校。漫漫长夜里由奶奶的故事伴随。她最常讲的是爷爷的事迹，可能是讲过了又忘，有些话就像是在做循环播放，常常讲了又讲。那些故事也便长留在心里。

在我心里，那不曾给我记忆的爷爷是个满腔热血、正义凛然的大英雄。妈妈却常说，爷爷只顾外不顾家，自她进了门之后，印象里奶奶和爷爷是吵了一辈子的架。她说奶奶是恨他的。

可是，回放记忆中奶奶讲的爷爷的故事，回味她的语气，我总觉得她是带着自豪的。沉浸在过往中的她，是全无恨意的。也许那就叫爱恨交加吧。

在爷爷极端拥护党的政策的事例中，最典型的是“砸汤罐”。

建国后，党号召人民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爷爷便一腔孤勇地与民间所有的风俗做坚决的斗争。我们这里民间丧事的风俗是“送汤”。也就是由家族里的长者提着一个“汤罐”引领着，亲人列队哭丧，到野外立的庙子去祭祀一番。爷爷坚决制止这一类活动，但是千百年的风俗是那么容易就破除的吗？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是那么容易就清除的吗？大概是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接受他的这一行动(至今这个风俗都没还在延续)。于是，爷爷为了厉行政策，谁家“送汤”，他就跟着去砸“汤罐”。这在人们心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也就等于坚决地与乡人为敌。所以他在家乡便有了一个“歪”的名声。

那时候村子治安很不稳定，常常有人搞破坏。他夜里都是睡在大街上，以便探察村里动静。他会在自己怀疑的“坏分子”人家的大门上插上草木等标记，拂晓时分再一一去探查门上的变化，看怀疑对象是否有夜间行动。

他睡觉特别机警。据说夜里他在街上睡，有人趁他睡熟，持刀欲袭，刀刚到他脸前，他便一跃而起。倒是致使行凶者受到了惊吓，仓皇而逃。妈妈常说：“你爷爷有三只眼，连睡觉都是醒着的。”

奶奶最常讲的故事是：爷爷每天夜里都带着治安人员(大概叫民兵)到处巡逻站岗。有次有个站岗的偷偷摸摸夜里溜了差去行不轨之事，爷爷早有警觉，带人在人家大姑娘的被窝里搜了出来。之后，让人把他绑起，吊在大梁上，一声大吼：“给我打！”直鞭打到皮开肉绽。说起来还都是本家人，但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是黑天白日，无论是对谁，他都不肯闭上一只眼睛，对违反规定者他都是如此毫不留情。被人记恨也是必然。

奶奶讲起的时候，“给我打！”这三个字竟也喊得颇为慷慨。所以我觉得，奶奶一生对爷爷是很有怨意的，但在她内心深处那并不是恨。

爷爷那时候是有国家工资补贴的。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交给奶奶。他惦记的是村人谁家揭不开锅了，自己家没得吃却不在他心上。小脚的奶奶和爷爷吵闹了一辈子，无非是老母鸡般护着一点粮食给孩子吃。爷爷常不顾奶奶阻拦硬要拿出自己家粮食救济于人，甚至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否饿着肚子。

现在想到我的爷爷，觉得他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个单枪匹马、百折不悔地与大风车作战的勇敢的骑士，一个脱离世俗永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可敬可叹，壮而又悲。

这样的一个爷爷，我不知道他是当了什么官，但没有他不管的。这会有很多人恨他，这也注定他是孤独的，也注定他在乡人中会有不好的口碑：“这人真歪啊！”甚至，听说，谁家孩子在哭闹时只要说出爷爷的名字，用他“来了”来吓唬，立刻噤声，要比说“狼来了”还要管用。不知道是因为爷爷那满脸的络腮胡子、虎虎生威的大眼睛里那特别的震慑力，还是因为他那被叫做“歪”的坏名声。

这样的一个不招人待见的爷爷会给我父辈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等于是小脚的奶奶带着孩子们过的日子，还不如人家孤儿寡母。如此，大爷刚懂事就在互助组参加劳动养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却也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不公。这也让小小年纪的大爷便经历了很多的世态炎凉。

大爷曾经说过，他十来岁的时候在互助组干活。有一次组里分“方瓜”(南瓜的一种)。他看到别人都去挑，自己也选了一个，但是负责分方瓜的人偏偏指着他，不让挑。大概也是因为爷爷得罪人多，看大爷便也不顺眼了吧，另一方面也许是欺他年龄小。大爷一听，据理力争：“为什么就我不能挑？”“就你不能挑！”大爷一听，怒上心头，当时就把手里的瓜摔了个粉碎。

大爷小的时候性格就如此刚烈！

他们兄妹五个，除了大姑与大爷年龄相仿外，因为中间有夭折的孩子，所以他们之间年龄都有差距，其中我大爷和父亲年龄相差十一岁。所以，大爷与他们是长兄如父的感情关系。父亲从小乖巧，大爷尤其喜欢他。

父亲刚会爬的时候，就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那次奶奶烙完煎饼后没有打扫鏊子灰，就去了东河里洗衣服，由大姑看护他。大姑也只是个不足十岁的贪玩的孩子，没看好，结果父亲爬进了鏊子灰里出不来了，余火把他的腿烧伤了，膝盖处已能见骨。当时又没有医疗条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啼哭。

在组里干活的大爷回家一看，怒火冲天，把大姑好一顿毒打，使得她的一个手指头终生致残。这使得大姑至今讲起来都会伤心落泪。

那时候父亲因为那次腿伤差点丢了命，都是小小的大爷四处打听土方，帮着奶奶精心护理才得以康复。在那个少医无药的时代，那已经是奇迹了。

爱会产生奇迹。

(二)

这样四处与人为敌的爷爷也让大爷的人生在青年时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爷是村里的青年干部。当时的村支书非常看好他，一心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是，因为爷爷的“歪”名远扬，也因为有好坏事的人吧。大爷到了成家年龄，和他从小就订下娃娃亲的女方却退了婚约。

我的大爷长得高大威猛，气宇轩昂，找对象却是屡屡受挫。甚至有人明着对他说：“你在方圆百里是别想说到媳妇的。”

1958年，大爷虚岁已是二十五，这在当时农村已经是大龄青年，当时也是因为婚事的挫折吧，更是因为爷爷对家庭的影响，大爷发誓要走出去。所以当临沂交通学校招工的时候，大爷毫不犹豫去报了名。那时招收的条件是高小文化学历，大爷却没有上过学。但是通过考试，他自学的知识已经相当于这个文化程度，于是被交通学校破格录取。

可是当时的村支书却不愿意放他走，把印章拴在腰间时时不离身，拒不给他盖章。大爷无从下手，只好装作不经意时刻跟随，有一次终于趁他醉中酣睡的时候得手，私自偷偷盖上了村里的印章。于是，我的大爷到临沂当了工人。

大爷一生都是工人身份，由开车的司机到修车的工人，由修车工人到工人的师傅。但是，他一生受人敬仰，并不亚于在外当官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官衔大小，谁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的。

因为在我们村人眼里，他比在外当官还要有本事，无论是家族远近，谁有困难都会想到他，谁到临沂都会奔他家的门。大爷在交通运输公司，那时候坐车不用买票，并且送人上车都不用买票，当时一张车票钱在农村人眼里也是非常贵重的，有人甚至出门会选择步行走上几百里。谁到了临沂找到他，他都会不厌其烦帮人解决困难，送人上车。

最典型的是我村的一个苦命的孩子，他刚出生就没了妈妈，眼看就要饿死，情急之中，其父竟然跑到临沂去找我大爷，他与我们家族关系也并不近，但是不管是谁找到了他，就好像是他的亲人。大爷二话不说，帮他在临沂买了一个母羊，送他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是靠那个母羊的奶养活了那个孩子。

大爷和父亲一样，一生嫉恶如仇，见不得世间不平，性格刚烈却又总是满腔热忱，非常地热心于社会。

大爷对于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一有空就会回到老家。

一回老家，他就忙着前街后街串门，他所走动看望的都是家庭困难的人家，或者是五保户或者是一些曾找他解决难题的人。到饭时，母亲常叫我们四处找他。每到这时，母亲就会说：“你大爷这个人啊，和恁大大(父亲)一样啊，惦记那么多人，可怜那么多人……”后面跟着的那句话总会是：“也不知道谁会惦记、可怜他们！”母亲最埋怨的就是他们老哥俩的爱操闲心、管闲事。

大爷有多爱管闲事呢？

那是一九九几年吧，一次大爷坐公交车回家，在车上看到乡派出所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公安干警，在车上衣冠不整，有损形象。他就生气了，一句句话就像刀子般刺人，怼得那人无言以对。那干警年轻气盛，听大爷言语激烈也非常气愤，本来想整治于他。但是他和父亲比较熟悉，当看到大爷的面貌，就觉得像看到了我的父亲，就没理会。后来据他说回家再想想大爷的数落，还是会被气到哭。

大爷与父亲一生灵犀相通，感情深厚。每次大爷回来，老哥俩都是彻夜长谈。他们都不喝酒，桌上一壶绿茶，手间缕缕香烟。老哥俩都是健谈的人，都是热血容易沸腾的人。他们讲起的话题都是自己曾经帮了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是见到了哪些不平世事，自己如何打抱不平……话题滔滔不绝，感情慷慨激昂。大一点时，我也会常常坐在桌边为他们沏茶点烟，百听不厌。

我们兄妹四个长大后，每每相聚，也常常会聊到夜深。但是我们聊的都是家长里短，陈年往事，小小的话题、温馨的氛围。

而回忆中，大爷和父亲却不一样，他们讲的总是黎民苍生，社会新闻，身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却总是关心国家大事。虽然对于世事的理解也有他们局限性，但是想起来就让我感到他们的格局与精神是我们不能达到的。

还记得那是改革开放之后吧，大爷有次在和父亲夜谈中，讲到自己对农村土地的忧虑：“国家只不重视农业怎么能行啊？要是粮食只靠进口必有后患啊。”他这份忧虑是在国家富了之后的一份居安思危。当时我们小辈躲在背后窃笑他：国家大事自会有人做主，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吃饱了就行了，做什么无用的远虑？

也许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境界还达不到父辈的高度。

(三)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都很崇拜大爷，所有我们眼里高大上的事物我们都能打上“俺大爷”的标贴。

那时和小伙伴在外面玩耍的时候，每当天上有飞机飞过，哥哥总会指着飞机非常自豪地对大家说：“那架飞机就是俺大爷开的。”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大爷，在我们眼里却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一般。

小时候的我，觉得大爷每次回家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他会给奶奶带来一些好吃的，当然在那个没有零食的时代，我们也可以打一下牙祭。当时城乡条件还是有差别的，大爷还会带来姐姐们穿不上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个大家都穿着补丁衣服的时代。我们可以穿着大爷带来的裙子，在小伙伴中间旋转，招来羡慕的目光，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

大爷是我这一生中最敬重的长辈。

在他们老哥仨中，三叔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孩子们都不喜欢接近他，直到现在我对他的态度也还是爱理不理的。父亲呢，在孩子面前是个老顽童，总是嬉皮笑脸的，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总“没个正形”。无论我们怎样，他都没有要求，当然我们的态度也总是表现得不怎么尊重他。但是，对大爷不一样。

小时候的我也是很活泼的。大爷来了，我也会像“蝎虎子”一样扑过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再大些就变得内向拘谨，还有些执拗不肯接近人。尤其是青春期。

父亲一生给我的家带来了无限热闹，每天来人都是络绎不绝。我总是很厌烦。每当父亲在陌生人面前叫我打招呼：“来，这是你某叔叔”或者是“过来，叫某大爷”，我却总是转身就走，谁也不理。无奈也好，尴尬也罢，父亲都是笑着的，最多会对人说：“我这是个闷闺女。”他是孩子的弥勒佛，丢面子也从不会批评我。

大爷来了，兄弟妹妹们都会亲亲热热地围上去叫大爷。他叫我们的时候，喜欢在小名前加一个“小”字，总是一一端详，一一点评。只有我，缩在一边，不肯靠近，这时候就会听到一声：“小爱玲呢？”我就会乖乖到他面前，他目光如炬，表情严肃：“叫大爷了没有？”也不知怎么，平时叫谁都难以张口，但是那时候这声“大爷”总是要板正地叫的。后来，每每大爷来了，怕他单独点名，也总会不由自主靠近他，很自然地叫上一声：“大爷！”

大爷喜欢孩子，但慈爱中那份威严总是自带气场，令人敬而生畏。

初一那年暑假，我在大爷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孩子多住房拥挤，我睡在大爷大娘的大床上。

记得那个晚上，我还没睡熟，大爷来了，打开电灯，我不想说话就装睡，感觉大爷在打量我，听见他笑着对大娘说：“小爱玲长得可不瘦哈！这些孩子就数这丫头长得胖了。”那时候，我气都不敢喘，恨不得自己瘦成闪电。

但是，在我们面前，他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人啊，宁生穷人，莫生穷相。”大概觉得孩子们都福相吧，他很满意的。这让我觉得他并没有因为我胖而生厌。

一直到我有了侄女、闺女，大爷每次见了孩子，我常常都会听他说到这句话。

大家都说他脾气挺爆，我一直不认为，我心里的大爷是慈祥的。唯一批评我的一次，就是那年暑假，大爷骑自行车送我上汽车站回家，胖胖的我坐上去，感觉他骑得非常吃力。酷暑的天，大爷满头大汗，有些气喘。过路口他让我下来等绿灯，我却以为他让我自己走，就在他没有注意的时候，不声不响一个人走了，竟然掉了向，走错了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满脸怒容，瞪眼直吼：“小爱玲哎，你要吓死我啊？！”我吓得一声不敢吭，坐上他自行车后腚的时候，才敢默默擦泪。

回家和妈妈说起的时候，妈妈说：“照你大爷的脾气，不你打一顿就很好了。你大爷的脾气可是了不得的。”

(四)

从孩提一直到中年，我都是大爷口里不变的“小爱玲”。父辈尚在，我们才会是永远的孩子。

最后一次见到大爷，他已卧病在床，两眼迷离，神智有些糊涂。

“大爷，认得我是谁吗？”我多想再听到那声亲切的“小爱玲”。可是，他竟然认错了人。

大爷生命最后的时期，一直是糊里糊涂的。可是，当父亲病危住进县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时候，远在临沂的大爷却突然清楚地说：“恁二叔住院了啊！”

后来，父亲转院到了临沂人民医院，大爷又说了句：“你二叔来了！”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父亲的事，以为他在说胡话，然而后来一合计，时间竟然非常吻合，不由都拍手称奇。

我们都知道大爷和父亲一生感情太深，却不知道冥冥中他们会有心电感应。

我相信，那是爱的奇迹。

父亲去世的八十天后，八十多岁的大爷也与世长辞。

每当记忆里出现老哥俩深夜长谈的那些场景，我就会仰望星空，似乎看到天国里的他们又在一起高谈阔论。一生都爱热闹的他们啊，一定不会寂寞的吧！

不觉又到深秋，在大爷三年的忌日里，我们又相聚一起。我忽然发现，我们同辈人的容颜也都已沾满岁月的秋霜与沧桑。

人生苦短，时光是那么迅疾，对谁都不会网开一面。如此，对于离合生死我们还是尽量持释然的态度吧！

惟愿，天上人间，一切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