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方孝儒的死

《明史·方孝孺传》：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明通鉴》载：（明太宗）顾左右授（方孝孺）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哭且詈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上曰：“独不畏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上犹欲强之，孝孺乃索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诸市。

明史这段惊心动魄的记载交代了政治格局变动中方孝儒的最终命运。方孝儒为明代读书人的楷模和榜样，对明代官僚体系与皇帝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但是方孝儒的死有是需要反思和批判的。

方孝儒的人生在没有靖难之役之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靖难之役后却遭遇灭族之灾。为什么他的命运会是如何此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以如此壮烈悲惨的命运呢？

回到历史，需要对事件条分缕析。方孝儒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他反对朱棣的继位，他认为朱棣继位是不正统的。历代皇权交接都要讲究合法性，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攻下南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朱棣直接替代荣登皇位，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做法甚至容易被诟病，所以他要合法化既定的事实。

那么如何合法化他的继位呢？为什么需要方孝儒来做这件事呢？合法化本身就是构建一种合理的说法，让大家信服这种说法。国民的信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法符合百姓公认的道理，另一方面是提出说法的人具有高度权威。毋庸置疑，方孝儒就是那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人。他是建文帝朱允炆最为看重的儒士，是朝廷施政方针的思想提供者，同时也是明朝一支笔。他在朝廷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同时也在儒生中也有极强的影响力。因此，方孝儒必然是完成朱棣合法化的最佳人选。

方孝儒为什么不给朱棣写登基诏书呢？这是由他的身份和影响力决定的。作为朱允炆的第一大臣，方孝儒的信仰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不会为朱棣写诏书。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要有忠君思想，为人臣者要尽忠。深受这些思想影响的方孝儒，要忠诚的是朱允炆这一支皇位继承者，而不是朱棣这一支的皇位继承者。他自然不可能轻易横跳，否则会被天下人所嗤笑。另一方面，朱允炆是一位以“文”治天下的皇帝，他更重视运用儒家伦理治理国家。在这一点上，朱允炆与方孝儒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是想通的，甚至说正是因为朱允炆才有了方孝儒的极高的权威。这种在治国思想上情投意合、惺惺相惜，使方孝儒很难接受以武为主的朱棣的。所以不论从思想还是政治抱负上，方孝儒都不会站在朱棣这一边，所以他不可能给朱棣写登基诏书。

方孝儒拒绝写后，为什么又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得罪朱棣呢？或者说，方孝儒对朱棣的拒绝是否只能以如此壮烈牺牲的方式收场呢？个人觉得方孝儒其实还有其他选择，如方孝儒可以挂冠而去，也即是辞职不干了。朱棣不可能留住一个一心想辞职的人，也不会因他的辞职而杀他十族。其次，方孝儒也可以选择自杀方案。他可以在朝堂之上撞柱而死，或者回家自缢。这也可以表达他对皇帝的不满，同时也不会给十族带来祸患。天无绝人之路，但人会把路给走决了。方孝儒就是那个走决的人。他不仅不写登基诏书，而且还说不怕皇帝灭他十族，甚至更叛逆的是写了“燕贼篡位”四字。这一步步的做法都把朱棣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有姚广孝的保举，但方孝儒已经把路走死了，朱棣不得不做出反击。结果是朱棣灭掉了方孝儒的十族。

方孝儒的壮烈能对朝局有什么影响呢？方孝儒的拒绝并不可能改变朱棣执政的事实，如果不是朱棣执政，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执政有可能会缩短明朝的寿命。既然不能改变事实，方孝儒的行为只能是螳臂当车。方孝儒不知道他的行为会给家族带来什么影响吗？他肯定是知道的，那么他为什么不顾家人的死活，甚至还要搭上学生的死活呢？思来想去，他唯一能得到就是死后的美名。功成身死，流芳百世，文人最高理想的实现前提是功成。但是方孝儒，功没有还要搭上数百人的生命。如何来判断这种行为呢？不论什么时候，个人没有支配他人生命的权利，这里的他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传统中国，人是不能支配自己的生命的，因为个体生命与家族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需要对家族负责，个人的行动不能不照顾家族的安危。同时个人也不能支配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生命。他的学生何其无辜，平白被诛杀。且不论朱棣在这件事上有多残暴，单就方孝儒在朝堂上的“灭我十族，又奈我何”的说法，就是在拿别人性命做赌注。这种做法在儒家伦理中是找不到依据的，是万万不可取的。

方孝儒是死后留名了，这是古代文人的理想。实现理想的路径有多种，但是以牺牲数百人的姓名来谋取自己美名，无外乎是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代大儒方孝儒，做得却是不孝也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