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睿智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第一位提出纳米概念的人。
1949年-1952年，费曼应邀在巴西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十个月时间的教学，年终他应邀做一次讲演，来评述巴西的教育。他到巴西里约大学教授学生们电磁学方面的高级课程。由此他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学生们从不提问。二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学生马上答得出，有时却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云。
费曼发现，巴西的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确保没有写错用以应付考试。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外，他们什么也不会。
在学年终了的时候，费曼应邀到巴西科学院做了一次令巴西教育界深受震动的演讲：谈巴西的教学经验。听众不只是学生，很多教授、政府官员都跑来听讲，费曼先要求他们答应自己畅所欲言。他们说：“没问题，这是个自由国家。”
他坦率地告诉巴西人，他看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那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可是整个巴西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多孩子如此用功，却都是无用功！
费曼举起一本公认写得非常好的大一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
最后费曼说：实在看不出在这种一再重复下去的体制中，谁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如何考试，大家什么都不懂。
费曼教授结束演讲之后，巴西教育部长站起来痛心疾首地说：“费曼先生刚刚说的全是些让我们坐立难安的事情，但看起来他是真心热爱科学，而且他的批评也很具诚意。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
几十年过去，进去二十一世纪，巴西的教育改变了吗？没有。从民族历史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个性衍生出来的问题是无法改变的。所谓衍生出来的问题，是与别人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比较，问题就不存在。
独立、自由的教育是西方民族性格中自带的，其他民族做不到，完全没有必要自怨自艾。亚非拉民族缺科学精神，不擅长科学研究，但他们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何必在科技方面跟欧美民族一较高下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正确的做法是：耐心等欧美人发明创造，然后抄袭、共享他们的成果。
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就在追赶西方科学，结果是，到现在依然望尘莫及。可以断定，未来也不行。白种人的自由精神是在骨髓里的，非常适合科学研究；汉民族更适合听从指挥，做规定动作。所以，汉民族可以从事行动一致的工作。
汉民族的文化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传承文化，其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继承祖先的伦理规范。如果没有西方文化进来竞争，那么我们传统教育就不会有改革的必要。学习圣人思想、用圣人的观点去评论社会生活，学而致用，在低水平生产力维系下，保持国民基本温饱，便可保社会平稳运作。
许多人，包括当政者不信邪，决心跟西方国家进行科技决战，想做第二个非白人科技强国。想法值得敬佩，但现实不允许，除非中国放弃思想大一统，回到春秋战国时代松散的“联邦”状态，并自由思想的沃土。很明显，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找准自己的位置，合理定位，才能穿上最合脚的鞋。
巴西人，抚平躁动的心吧，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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