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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推荐一本书 || 编号：[1710]
。。ISBN: 9787208167773
。。内容简介。。
清代的政务运作，可体现为文书的流转过程，而最重要的政务文书题本与奏摺，又是朝会的主要内容。朝会与文书，是政治决策的要素及具体的呈现。君臣天不亮便须进入理政与朝会程序，这被清人概括为“辨色视朝”。 本书尝试疏通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政务流程与决策过程中诸多细节，包括清代三种朝会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决策中的作用，政务文书的产生和流转过程，垂帘听政、训政、归政时期皇太后、皇帝、军机处各自的权限，晚清的“廷议”，新政时期内阁与军机处的改革，辛亥革命前后两次责任内阁的区别，尤其注意对重要史料的细致解读和细节的深入挖掘，从制度史的视角，探讨晚清高层政治决策的特征。
。。作者简介。。
李文杰，湖北汉川人，2000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1年获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近代的边疆与外交，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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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出色的制度解读，档案运用之娴熟令人叹服。而对于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的读者来说，作者所讨论的诸多问题，其实都存在“历史制度主义”层面的进一步挖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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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运用不错，于政局人情亦有见识。只是对清中晚期政治制度有关论著吸收过少，从头至尾频频引用并批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滥而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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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运行机制很有意思，是一个好题目。军机章京选拔一章的反思，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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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晚清制度史纳入到了明初以降数百年来削弱相权、严防权臣的制度脉络之中。因为晚清小皇帝的出现，军机处在决策上的位置大为提升，皇太后、皇帝大多依赖部院大臣的议覆，绝大部分的国事批答、政策执行仍然依赖原有官僚机构，往往展示了一种“集体决策”因素，而且在重大政务上还依赖于种种会议。而会议上的集体讨论为了平衡各方，且防止政策失误的责任连累各方，文书则朝向最平庸的方向靠拢，最终成为“虚应故事”。辛酉政变的制度史渊源就在于八大臣侵夺了皇太后所代表的君权。晚清的军机处改革与议会讨论也是如此，对责任内阁的抵触除留恋权力外，亦有防止权臣专权的考虑。这种“清朝化”理解外国制度不应简单化理解。皇族内阁更类似于中书门下，而袁世凯内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君主立宪，皇帝成为虚君，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君主立宪而非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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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绪帝能勤于政务，慈禧太后和翁同龢等人似并无疑问，他们只担心小皇帝不够耐心、沉静，因此，时有规劝。在光绪帝亲政前半年，翁同龢曾在他面前“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翁向慈禧太后报告光绪帝读书批摺功课后，慈禧太后也表示“宜定心作沉着工夫”。总体而言，翁同龢对光绪帝的批摺功课，虽有时也表示“总未能用心”，但更多的时候，是夸他“进境”“批摺好”，与此前对同治帝流露出的无可奈何，对比鲜明。
按：光绪还真是可惜了。不过，从小也确实暴露出他个人性格方面的问题，不够耐心，过于浮躁，这点无疑影响了后来戊戌变法时他一些激进做法，虽说当时冒进确实存在压抑太久的成分，但与其性格也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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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细节的过分解读
皇帝无需朱笔批示，而是指甲划痕，横知竖议，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则为依议。
题奏本章和奏折二者地位不一。雍正时题奏本章处理程序变为先交内阁票拟，再进呈皇帝定夺（至乾隆朝不经由皇帝先阅、而直接递交内阁票拟制度固定）与康熙时不同。只有少数复杂的题本——折本，需借助御门听政当面请旨。到后期，折本尽管是听政的最重要内容，但启奏的程序已完全流于形式，成为纯粹的仪制。御门听政遂成为皇帝勤于政务的象征，在理法和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实际内容，最终成为清朝君臣的负担。
总理衙门的奏折一律“留”，发下军机处做下一步处理，故总理衙门获朱批的比例远高于其他部院，其章京成才比例也高
赞襄政务大臣掌握奏折的数量和作者信息，皇太后无法压下奏折留中不发（可计算发下奏折数与总数之差）。大臣可对奏折自行拟批，皇太后的图章仅剩象征意义。（其实此时赞襄政务王大臣承担了侵蚀皇权的政治风险，后来的议政王军机大臣已不可全盘了解每天收到的外折信息）
慈禧太后虽发下封奏，却没有授予军机处拆阅之权，军机大臣只能奉命批“留”。军机大臣对内外奏折皆有拟旨之权，然奏折的初阅权、缓发权、对批示的裁决权，均操于慈禧太后之手。
咸丰4：00早事，臣工1：00-3：00趋朝，同治时大臣4：00必须到值，光绪0：00起，军机大臣3：00入值，4：00光绪即看完并发下奏折，与军机大臣见起，被满腔愤懑笼罩的光绪帝仍不忘询问李鸿章病情，并嘱他：站定乃行，勿急遽出，也体现他柔和周到的一面。
虽已宣布皇帝亲政，但实际却重在“训”，就光绪帝而言是训练理政，对慈禧太后而言是训导理政，归而未还。
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军机章京重要职责是短时间里草拟上谕，掌握的信息量十分庞大，但主动性却有限。军机章京选拔并非科举考试，无需照顾公平原则，在军机处体制下，皇帝有绝对的施政主动权，也无需担心军大臣与章京勾结。军机章京自始拘泥于传宣上谕，注重书法工楷，缺乏视野和格局。诚如黄体芳所言，翰詹学问日浅、科道风节日颓，六部九卿见识日陋，恐怕与上述选官考试的指向有密切关联。
总理衙门的文书并非由各位大臣轮值阅定，而是由一二主动任事之人来负责，具体的奏稿是由一位任事大臣负责约定而后交全体大臣书奏。
内阁与军机处处中枢，分别辅助君主处理题本、奏折。内阁大学士正一品，位列百官之首，有宰相的名分。军机大臣属于差使，从内阁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等高官中选用，是最重要的实权官员，内阁大学士若兼任军机大臣，因地位名分与权力之实相符，被俗称为真宰相
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最有利于仕途
大学士九卿会议升级为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几乎包含所有在京四品以上文官）并非有意制度设计，而是源于一次例外，即愤怒的咸丰帝定罪耆英。
要求百余人署名的会议公折完全符合每一署名者的本意，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情，公折的意见和结论只能朝中间路线靠拢，寻找舆情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点，结果是连起草人自己也不认可奏折中的观点。《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程颐：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年轻人要守得住
1898.6.11曾经产生过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那边是变法诏书。其中有一句专门告诫人们对新学问的态度，用于警示全国士庶：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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