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岳老师说:“一切文明进程都是我们跟自然的衔接关系，以及我们自身的生存内在要求，构成文明起源的节点。”
人类生存的面临的自然结构和自然关系，以及与我们内在生理进化结构的总体匹配关系，叫也就是不同阶段的种群面临的生存结构。每一种制度的缜密设计与执行都是基于当时的物候条件、人类自身的进化程度而进行的针对性、阶段性解决方案。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收到多方参与者的博弈平衡，在此过程中，制度会形成失真与变异，产生新的问题与变量，而这些变量的加入又反噬制度，产生与设计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讲究家国一体的宗法体系，强调大一统的秦皇汉武王朝，带来的必然是中央帝国的资源调度与应对灾荒的解决能力，而西方文明的希腊文明以工商业文明为基础，强调平等、自由、契约精神，是各自基于生存结构的不同阶段做出的解决方案，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基因，以至在抗击疫情的今天，彼此对于同一困境的解决方案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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