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功名在远方

宗德旺回家仅仅住了两晚上，就告别了母亲和妻女返回部队。一进保卫科的大院，他就被领导找去谈话，工作随着调整到乱石头川的黄泛区，任务是接替张生堂的保安助理一职。这可以说是宗德旺人生的又一个台阶，也是组织上对他八年士兵生涯的一次提升。

1948年4月份，领导安边起义的牛化东、李树林部准备攻打安边。身为保安助理的宗德旺，领着自己的二十多名手下，也被整合在队伍中。由于地形熟悉，又有百姓配合，那一次战斗打得非常顺利。基本上是枪炮一响，国民党守军便全线溃退而去。

安边的国民党军留下了大批枪炮马匹，这让攻城部队从上到下喜出望外，人们欢庆胜利的同时，头脑发昏，陷入了兵家大忌的麻痹大意的泥淖。驻扎银川的马鸿奎部派出快骑兵，以出其不意的速度，反包围了安边城，且后续援军在源源不断而来。受困的红军部队发现情况危急，只能撇弃到手的战斗果实，组织撤退。

这个时候，宗德旺所属的团队承担起了和后方联系的任务。一伙人分散开来，画妆成老百姓，身上藏着地方机密信件，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离开了安边城。在队伍回防乱石头川途中，他们联络地方游击队，接应撤退而出的攻城部队。同时，把哨所布置到各处山顶，监视敌人可能对解放区的进攻。对此，宗德旺在回忆录中说：

“那时候，边区部队中互通信息，主要是靠人力来完成。平常，我们根据信封上鸡毛的多少，来判定它的重要程度。如果说信封上插上一根火柴，那就是十万火急了。经我的手就转过好几封插火柴的信，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你就是识字也不能看，这是纪律。”

“山顶上的哨所，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身边放着一堆柴火。一但敌人进山，白天我们点了湿柴煨浓烟，晚上就点明火。信号就一站站传下去，速度还是很快的。解放后，我听人们讲课，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老先人们，早就在利用这种烽火手段了。”

那一次打定边，是先胜利，后失败。万幸的是，国军围城后，准备在天亮前进攻，红军队伍早一步行动，半夜即分两路突围而出，避免了被困和消灭的厄运。因为受大形势的影响，国民党军马鸿奎部那次也没敢对红色边区轻举妄动。相安无事中，当地的局势又恢复到了旧样。

1949年7月，宗德旺被派到延安陕北行署公安干部培训班学习。这是他老人家，一个山村娃娃出过的最远的门，也是上过的最正规的学。这次学习，无疑使原本只是略识几个字的他，成了一名在当时相对而言的知识人。按宗德旺的话说：

“那次学习，是组织上对我一生来说最重要的培养。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了真正的革命，不是拿着枪杆子打仗那么简单的事。也是从那次学习班后，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认识。当时，让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差得太多了。看着那些讲课老师们，我们真是佩服死了。”

学习班刚一结业，作为三边干部的宗德旺，接受了组织上的动员，家也没回，与十几个战友一起，背上行军囊，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定边城，做宁夏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最初，宗德旺被委派率人去接收阿拉善的定远营。但由于当地的蒙族王爷达理扎雅对共产党的干部有抵触情绪，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人手太紧了，跟着他们就被派往几百里外的巴彦高勒。

四十三人的队伍，只有十条长枪和一挺机枪。大家乘坐一辆收缴的大卡车，孤军北进到了石嘴山，被当地匪徒包贵廷一伙所困。危急关头，驻在当地的十九兵团一九四师的人马赶到，解救了危机，还支援了三十多匹战马和每人一身老羊皮袄。

“如果把我们这样一支队伍，放在解放前，走这样的路那肯定是九死一生，几乎不可能。从中，我悟出了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后来读过的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的行动得以实现，这都要归功于西北解放的大形势和革命事业的成功。否则，一切真难以想象。”

“从石嘴山到巴彦高勒，有一个水上便道，那便是可以顺流而下的黄河。在几名向导的引领下，我们一行骑马到了平罗，把马匹还给了部队，一人坐了一个“土军舰”顺水而下，这就避免了陆路行进的各种危险。

“所谓的土军舰，其实就是由一百多个大皮浑筒充上气，拴绑在几根木椽子上组成的羊皮筏子。筏子周围挡上羊毛，既挡风，又挡水，还有人说能挡子弹呢。后来，还真遇上了截道的匪徒，不过，他们没有筏子，只是在黄河岸上向我们胡乱开了几枪。”

巴彦高勒历史上是一处紧邻黄河，有码头，有市镇的塞北名城。由于黄河自此转向东流，河边的柳树和沙丘倒映在水中，犹如一坐小岛，像一幅动人的风景画。镇内，多年形成的寺庙很有布局，房屋鳞次栉比，曾经商贾往来，贸易繁华。可惜，宗德旺一行上岸后所见早已面目全非。

“县府内灰土满地，桌椅横卧，房屋门窗烧毁，档案也全部化为灰烬。据当地百姓说，我们来的前两天，这里刚刚遭受包贵廷和李守信两股土匪的糟害。土匪在镇内无恶不作，奸淫女人，抢劫财物，烧毁房屋。他们连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十二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还逼着回民阿訇吃猪肉，不吃就往死了打；逼着回民马秀清挖家底财，挖不出来就枪杀在了街上……”

“面对满目的残垣断壁，这里已经不能作为新的县政府所在地了。经请示上面，几天后，我们又乘上了‘土军舰’，顺河东行，穿过了水流湍急的阎王鼻子沙头，进入柳拐子。这里沙远柳绿，黄河岸边的风光，大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诗意美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天下闻名的河套平原了。”

作为新政府的接管人员，宗德旺一行并没有受到怎样的欢迎，相反，明处暗处，到处是冷箭，是仇恨的眼神。这是因为当地驻留着国民党为援助马鸿奎部而来的两个团，其隶属于绥远刘万春部。董琪武部在绥远宣布“九一九”起义后，这部分人马便就地驻扎，等待中共的整编调遣。

洛河源上老百姓最大的死对头张廷芝，就在这支队伍中任团长一职。这让从陕北过来的这帮子接管人员，一个个神经绷紧，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住进了当地教堂，白天开展工作，撕扯街上的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晚上，一个个抱枪而眠，随时准备应对不测。宗德旺就是在到达当地的第四天头上，遇上了令人胆寒的恶匪张廷芝。

当时，宗德旺领着五个战士在镇上往过走，迎面来了个黑大汉，领着几个兵。双方相向而行，错身而过的时候，谁也没认出谁。过去了，黑大汉突然转过身来，一把拉住了宗德旺。几个战士哗地端起了枪，跟黑大汉的几个卫兵枪对了枪。黑大汉冷笑一声松了手，宗德旺跳了开来。这个时候，他认出了拉住自己的人，正是悍匪张廷芝。两个人对话如下：

“你是不是宗石湾宗维岳的儿子？”

“是。咋了？”

“知道我是谁不？”

“知道。”

“我认识你老子。听说他现在挺红世的。”

“老家那边都解放了，老百姓都红世着呢。”

“哼，哼，要是在过去，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早死的连骨殖都找不见了。知道不？”

“那是过去。”

宗德旺说话声音虽有点颤，但面无惧色，语气也硬邦邦的。张廷芝尿泡眼皮一耷拉，冷笑着连说了三个“好”字转身走了。这个时候，宗德旺才觉得自己的头皮发麻，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在他转身也要走开的时候，张廷芝突然回转身来，喊着说：

“给我在三道川里传个话，就说我张廷芝用不了多久，还会回去的。”

宗德旺自然不会当张廷芝的传声筒，但那一次的遭遇，一度成了他心里的一道阴影。好在，起义部队没过多久就被调往包头去了，不想东进的张廷芝也只好随着离开了三圣公。后来听说，张廷芝匪性难改，在包头又领着两个连的人马哗变。其小老婆康友民，在他的侄儿张少贤持枪护送下，先回到了三圣公，后乘船返回陕北途中，被宁夏公安局的人给截住了。

有了自己部队的支持，接管工作组很快就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并把治安工作，从三圣公镇向周围的地方拓展。而组队巡逻就成为了新政权存在的展示和开展治安活动的手段。这时候的宗德旺，兼任起了县警卫队指导员的工作，经常领着六七个属下，深入到附近的地方去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

“一天，当我们刚巡逻到四坝的时候，有个老百姓跑来，说五个人到他们村子里，抢了他们家两匹马和一头驴跑了。我当时就指挥七个人把村子围住，几个抢牲口的贼被抓了个正着。没想到，这五个家伙身上都有枪，被我们当场全给下了。其中，还有一个自称是连长的人，辩解说自己是起义部队的，驴马只是借用一下。”

这是一次真正的冒险，几个人交了枪又后悔了，互相用目光交流，试图夺枪反抗。宗德旺身边当时只有三个人，其他人在村子外围都还没有赶过来。他看在眼里，冲三人一使眼色，一齐拉开了枪栓。

“你们不准胡来，既然是起义部队的，可以跟我们回去核实一下，如果情况确实，那我们也不追究。但牲口得留给群众。老百姓多可怜，你们咋好意思抢人家啊！就是借用，也要人家同意才行。对不对？”见几个人还往前凑，宗德旺严正警告说：“如果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

几个兵贼见状，只好乖乖就犯。押解途中，谁也没想到，那个自称为起义连长的家伙，突然袭击了身边的一名战士，两人争抢中，枪走了火，子弹呼啸，紧贴扑上来的宗德旺耳边飞了过去。事后，几个战友说起当时的情形，他还心有余悸。

“那子弹刚出了枪膛，飞过之后，还带着一股热气和火药的味道。事后我回想了一下，觉得子弹离耳朵最多只差一厘米的距离。那真是生死的一厘米距离。我的命大，才避开来了。”

一段时间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成为宗德旺的自我安慰。虽如此说，提着脑袋革命的严酷现实，和众多战友的牺牲，还是令他有种朝不保夕，归宿不定的恐惧感。因为时过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枪林弹雨的冒险活动。这一回，他们打的是土匪。

当时，起义的国民党部队302师958团，受命开拔绥西途中，在一处叫黄羊木头的地方，有两个连发生了哗变。领头的连长和张廷芝一样，也是土匪出身。他们勾结当时影响较大的包贵廷和李守信两股土匪，在河套一带四处抢劫破坏。新政府借过境西去的一支解放军骑兵部队力量，一举把几股土匪打散，包围在了一处芦苇荡子里。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绝大多数匪徒被打死，一部分投降了，只剩下几个十恶不赦的匪首，借芦苇荡子掩护，做垂死挣扎。大部队因为有任务走了，重任落在了地方部队身上。

“我们发动群众，从四面把芦苇荡子围住，却不敢进去搜索。土匪的枪法好，晚上有人抽烟，就那么点火，‘啪’的一枪人就被打死了。死的是我的一位战友，一块从陕北出来的。他当时就在离我一米远的距离，说嘴里有点苦，就点了一棒子烟。当时还让我抽，我不抽烟就没接。要是我抽了，那死得说不定就是我呢！看见战友被打死，大家一下子疯了，围困了两天后，抱来柴草，点燃了芦苇荡子，把几个土匪头子都烧死在了里边。”

肃清匪患，经过一年多的政权建立，新成立的磴口县委全面走上了运行轨道。这个时候，宗德旺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中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信，都是通过认识人捎的，家里最后收没收到都不知道。1950年春季，他终于请了两个月假，能回老家看一看父母妻女。

回家路上，宗德旺身上带着长短两支枪，换成了老百姓的衣裳，坐上行上水的木船，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走到了宁夏的吴忠。在那里，一位战友派了一辆牛拉的二柄子木轱辘车，把他送到了定边。由定边往东的地段上，宗德旺就路熟人熟了。

“那时的老百姓，真把我们当自家人一样看待。是他们一站倒一站地把我送回了吴起老家。”

那一次回家，宗德旺安心地和家人团聚了半个多月。期间，他几乎又恢复了农民子弟的本色，白天到山上种地，背柴，晚上回家挑水，扫院，喂牲口。夜里，他陪父母啦话，抱女儿戏耍。

“要不是为了给你二大顶差事，就留在家里，一家人这么个过日子多好。”母亲张连贤看在眼里，叨叨说：“刘砭的那个刘啥啥的儿子，人家就回来种地了。要不，你这次回来就不去了，反正仗咱们也给他打了，苦也受了，兵也当了。行不行？”

“妈，瞧你说的。枪林弹雨都闯过来，和平了，要是回来，那我前面的苦不是白受了？再说，人家组织上也不让。我们有纪律呢。”宗德旺笑着解释。“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我们都成了地方干部。以后搞建设，再也不用打仗了。你们还担心甚呢。”

就在宗德旺回家的期间，当地风传张廷芝回来，去他大他妈坟上给烧纸了。发现张廷芝的是他的七大，当时正好在另一个山峁上种地。叔侄二人还隔山啦了两句话。他七大劝张廷芝向共产党投案。张廷芝要他七大跟自己一块走。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张廷芝骑了一匹马，独身一人往北跑了。

闻风而动，吴起周围所有的队伍都被惊动了，山里到处都是搜捕张廷芝的人马。山上拦羊的，种地的，都成了政府的眼梢，不过最终也没有再发现这位大土匪的踪影。据说，张廷芝跑回了包头，领了十几个人准备到外蒙古去躲避，结果被驻扎在鄂尔多斯的解放军抓住，公审后枪毙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宗德旺已经回到了巴彦高勒，他心上一块忧虑的阴影才彻底地烟消云散去。

从此，宗德旺的人生便被规定在了远离吴起的内蒙古河套平原上，工作地方也随着巴彦淖尔盟政府的搬迁，而从巴彦高勒迁到了临河。作为一位1938已经入党的老革命，老红军，他的职位先是任盟公安处副处长，后任盟统战部部长，再后任盟民政处处长和盟政协秘书长。1985年离休后，他随儿女定居在了银川市，享受盟级（副厅级）待遇。

要说当年从陕北走出去的洛河源子弟，在全国各地为官的大有人在。大范围不说，仅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就有宗圪堵的宗廷州，还有宗维岳的一个结拜兄弟贺满堂，都曾在当地任过重要职务。他们都曾是陕北山沟里种地和放羊的娃，能有这样的人生功绩，可见时势造英雄，功名在远方的古训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常想，如果撇开时与势的差别，我的大爹宗德旺的官位，与宗家老先人中的道台大人相较，两人在行政级别上，大概差不多吧。这当然是一种推测与笑谈了。

                  ——部分内容据宗德旺回忆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