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生论要旨，备见于论语所讲之仁与知。孔子的形上学，则备见于论语所讲之道与命。
道，亦称为天道；命，亦称为天命。所以必称为天道与天命者，正见其已深入于一种形上的境界。
道本指道路言，故庄子曰：道行之而成。韩昌黎亦曰：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但孔子所指之道，既不限于某一时，亦不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群人。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一种超越于时代与人群，普泛于时时与世世。换言之，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包举古往今来全人类历史长程所当通行之大道。既是包举全人类，亦即是一大自然。故此所谓道，虽曰人道，同时亦即是大自然之道，因此亦可谓之为天道。
然此道，既超越于时时与人人，既包举了古往今来各时代之全人群，则试问此道，何以能入于某一时代某一人之心中，而独为所发现？此在西方哲学家，亦仅自称为爱智者，彼辈亦仅求如何获得此发现，而未尝真信彼辈自己之确已获得此发现，真信彼辈自己之确已具知了此道。具此真信者，则唯人类中之大教主。故释迦宣扬此道，自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耶稣宣扬此道，则认为彼乃上帝之独生子。孔子虽不自居为一大教主，然亦深信其自己之明具了此道。故其宣扬此道，虽不同于释迦与耶稣，然孔子亦必曰：天生德于予。于是遂由道而牵连及于命。因孔子亦深信其所悟之道之大，则绝非可以出于其本身之力而获有此悟。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犹言斯道也，朱子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朱子此注，似微有所未尽。何者？礼乐制度布于世，乃为道。若礼乐制度未布于世，即不成为礼乐制度。固不能谓礼乐制度而具备于某一人之身。然则所谓文者，当是所以行道之节次步骤，规模门类。自历史言，文者，乃道之既存已显之迹。自当前言，文者，乃道之推行措施之序。孔子身与斯文，若其得世而行道，乃始有礼乐制度可言。今孔子既未能得世行道，道具于身，未布于世，故仅曰文，不曰道，此非谦辞，乃实辞也。
何以此超越于时时与人人之道，而独明于某一时某一人之心？在孔子言之，此乃天意之未欲丧斯文。此即是天命也。故子贡称孔子，亦曰乃天命之将圣，将圣即大圣。大圣亦何以异于人，而何以独明具此大道，于是则推说之，曰：此天命也。然天命既使此大道明备于圣人之身，又何以不使此大道遂明备于圣人之世？岂遂有或人者出力以沮遏之，以使其不行乎？若使于某一时，有某一人者，能出力以沮遏此大道之行，则岂非此一人之力，遂更胜于圣人之道乎？然圣人之明备此道，则出于天命，则岂此一人之力，遂更胜于天乎？若果此一人之力可以胜天意，违天命，沮遏天道于不行，则所谓天，所谓道者，岂不将转屈于此一人之力之下，又何以成其为天与道？故知若果是大道，可以行之世世与人人，则必无人者可以沮遏之，既曰无人可以沮遏之，故曰：匡人其如予何也。
然既无人可以沮遏此大道，而大道何以仍终于不行？在释迦，则说之曰：此由众生无始之积业。在耶稣，则说之曰：此由人类原始之罪恶。而孔子，又不然。孔子不归咎之于人，则说之为此仍是天命。
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唯天意不欲此道之行，则虽圣人亦无如何。故非天意，则圣人不得明此道；非天意，亦无人可以使此道不行于天下。
故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何人，乃能沮遏天命于不行？公伯寮既不能沮遏天命于不行，又何以能沮遏大道于不行。大道即本于天命，不仅公伯寮一人之力，不能沮遏此大道与天命，即积一世人之力，亦无法沮遏此大道与天命。夫大道固将推行于世世人人而无阻，而岂一世之人之力所得而阻之。且若此一世之人，将合力以阻此大道之行，即此道者，固得谓之大道否，亦诚可得而怀疑矣。孔子固谓道不远人，若道而远人，则不得谓之道。夫既道不远人，则人心必不欲违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唯其道不远人，故人心必不欲违夫道。换言之，固无一世之人，皆欲违此道，而此犹得谓之为道者。既谓之道，必将有当于人心，故绝无有人人出力以违道之事。人人既无意于违此道，而任何一人或数人之力又不足以沮遏此道，而此道终于不得行于世，则非谓之天命而莫属矣。
释迦推原此道之不行由于众生无始之积业，耶稣溯述此道之不行由于人类原始之罪恶，而孔子独信此道之不行，不属于人事，亦出于天意。此乃孔子之至仁，亦即孔子之大智。然天意何以不欲此道之竟获大行于此世，天之用意又何在？此则最为难知者。而圣人之知则必以知此为终极。故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既以行道于天下为己任，故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又曰：我何以异于人。孔子不欲异于人，故所以负有此任者，亦归之于天命，故曰：天之降大任于是人。而此道又终于不获行，亦仍归之天命。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何以不尤人？因孔子深知无人可以沮遏此道之遂行，亦无人愿意沮遏此道之遂行者。则于人乎何尤？此道之不行，既非出于人心与人力，则必出之于天意。天意既沮遏此道，又何以不当怨？因道既本于天，而此道之所以获明于斯世与斯人者，亦出于天意，则天意终无可怨也。若怨天，斯无异于怨道。若尤人，亦无异于尤道。今既将以行道为己任，故不怨天，不尤人。而道则终于不获行，则必求其所以不获行之故，又必求其所以终获行之方，于是使圣人遂愈益明夫天，愈益明夫人。换言之，则愈益明乎命，愈益明乎道。故曰下学而上达也。
然此种真理，则终难骤得世人之共信与共明，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学之，及其知之，一也。孔子既不欲自异于人人，自居于生知，则必为学而知之者。学必遇有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此为孔子所遇之困之最大者，困而不废于学，不怨天，不尤人，于是由下学而上达。所达愈高，所知愈深，而知之者愈无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然则唯孔子知天，世人因不知天，遂亦无从知孔子。
道与命之合一，即天与人之合一也，亦即圣人知命行道天人合一之学之最高之所诣。故孔子虽不自居为教主，而实独得世界人类宗教信仰中之最深的领悟，宜其世不知道不行而不怨不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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