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葭

图/网络

在汉乐府作品中，对女性服饰极尽描画之能事的作品主要有三个：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陌上桑》）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羽林郎》）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服饰本是一个人尊卑贵贱等级的外在表现。显然，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焦仲卿妻》中对劳动妇女的服饰描写是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等级要求的。

不妥的地方有三：

其一，那些妇女头梳倭堕髻，这是东汉京城最流行的发式；

其二，她们佩戴着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拥有的价值连城的明月珠、玳瑁簪、明月珰、蓝田玉、大秦珠等珠宝首饰；

其三、她们身穿精美的缃绮、紫绮、丝履、合欢襦等绫罗绸缎。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汉乐府在衣着妆饰描写方面极度夸张，凡时下流行的，襦、裙、带、履、发型、发饰一应俱全，衣料也尽是绫罗绸缎，还搭配名贵的珠宝首饰，显得富丽堂皇。

明明是普通的劳动妇女，浑身上下却像贵妇一般。

这样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衬托了女主人公貌美以及丰满人物形象，但华贵的装扮既不符合衣饰尊卑等级制度，也不符合劳动妇女穿金戴银身披绫罗绸缎去劳作这一情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其中又反映了两汉社会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民众心理呢？

01 靡丽多夸的社会风尚

实际上，古代黎民百姓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可衣丝，或者结婚之时可以穿得好点，甚至于那些带有文彩或者轻薄一些的丝织品都不会在市面上销售。但到了两汉时期，一般的富人、中等人乃至平常人、下等的阶层都可以穿尚好的丝织品了。

《盐铁论·散不足》分八个纲领列举了三十二项事实来控诉汉代穷奢极侈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深刻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布帛菽粟到生老病死，无论是市井闾阎小户还是钟鸣鼎食之家都深受影响。

例如，衣饰方面：

“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也。”

“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这样的情况在很多上流权贵家中已是司空见惯，其骄奢淫逸之风可见一斑。

纵观历史长河，靡丽奢侈之风，只有在歌舞升平的朝代里才会产生。而两汉的奢靡之风，追本溯源，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统一所营造出来的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在靡丽多夸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两汉乐府中女主人公的衣物或以绮丽文饰，或以精致衣料，搭配鲜艳颜色，梳整流行发式，佩戴贵重首饰，使得本身朴素的劳动妇女呈现贵妇式形象，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作品皆来源于生活。

02 繁盛的纺织文化

《陌上桑》中的罗敷著“绮”（有文彩的丝织品）；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辞别婆母时身著“绣夹裙”、“丝履”（一种丝织的鞋子）、“纨（细绢）素”，再嫁时的三百匹“杂彩”（各种花色的绸缎）聘礼以及她拿“绫罗”做成的“绣夹裙”和“单罗衫”；

《羽林郎》中的胡姬着“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

这些襦、裙、带、履等一系列服饰纷繁复杂的衣料，反映了当时丝织品的普及流行与生产技艺之精湛。显然，发达的纺织业为汉代妇女精美绝伦的服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而两汉时期的纺织生产，分为官营纺织业和私营纺织业。

中央政府中设有织作和丝染的机构和官吏，如织室、平淮令之类，在一些纺织业发达地区设“服官”，可直接经营大规模的纺织工场，如《汉书·贡禹传》中“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私营纺织业主要是个体小农家庭的“女子纺绩”，如《上山采蘼芜》中有“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素比缣质地好，市场价格比较高。）男子拿妇女的纺织能力作为衡量她们优劣的标准。

可见，纺织业和生活息息相关，当时的纺织业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寻常老百姓赖以为生的产业。

同时，王公贵族之家“夫人自纺绩”的也不少，如《相逢行》中“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自下层普通的劳动妇女到上层贵妇，显然当时私营纺织业已经渐渐普及。再者，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之下，女性的辛勤纺织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封建家庭本职。

03 诗人的“金扁担”心理

两汉乐府诗中的女性服饰描写明显是对汉代衣饰尊卑等级制度的颠覆，一部分固然是汉代靡丽多夸社会风尚的写实；一部分也表明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纺织技术日益精湛，在思想观念上，社会对层层等级森严的衣饰制度有所松懈；另一部分则源于诗歌中对劳动妇女衣饰的极度夸张成分，这准确地反映出民间诗人的“金扁担”心理，即主观主义。

“金扁担”一词出自鲁迅先生讲的一个小故事：有个农民每天去挑水，有一天突发奇想，皇上是用什么挑水的呢？接着又自己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

这个小故事的意思是，人们往往容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别人的事情。

农民每天挑水，理所当然地，他就以为皇帝也是每天挑水，但皇帝比自己富有，所以自己用的是一般的扁担，那么皇帝用的肯定是“金扁担”。

同样地，《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一位昏庸的皇帝，他听闻农民饥馑之年饿死，竟不解地向大臣询问：“何不食肉糜？”

可见，这种以己之境想他人之事的主观主义思想，其根本原因是狭隘的见识和僵化的思维方式。

两汉时，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循环往复的运行模式下，百姓生活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农耕社会中，极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社会，了解外部信息，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仅凭自己的感性和经验去触摸，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民群众的想象能力和创造精神。

那么，对于大部分处于这种社会生活的创作两汉乐府诗的民间诗人来说，我们可想而知这种“金扁担”心理对他们造成了很关键的影响。

同时，我们发现《羽林郎》对于胡姬豪华服饰的着力描写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着装打扮的极力铺陈相当接近。可见，由于“金扁担”心理的影响，诗人们的创作已经相继呈现出经验化、模式化的倾向。

所以，由于受到奢靡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和精湛的纺织技艺支持，汉代劳动妇女日常衣饰穿戴本已比朴素的荆钗布裙、粗褐短衣要更为精美华丽一些，再加上在“金扁担”心理的影响下，民间诗人为了表达对诗中女主人公的赞美之情，融入了强烈的主观臆想和审美情趣。

他们把日常所见所闻的有关时下最流行的、最惊艳的装扮全都一一描摹在理想人物身上，对这些劳动妇女的服饰进行了大胆的夸张描写。

但是一来基于劳动者身份地位的现实情况，二来局限于诗人较为浅薄狭隘的生活见闻，诗人们并没有把劳动妇女的衣着想象成未曾见闻的上层社会贵族妇女所穿的庄重、典雅且饰有华丽花纹的传统深衣，而是把普通的富家贵妇的装扮搬到了劳动妇女身上，稍加想象成丝绸衣料或饰有精美图案的裙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