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48天《君臣下 第三十一》第4段～第7段

《管子》学习第148天《君臣下 第三十一》第4段～第7段

原文阅读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者也，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字词注释

[1]倍道弃法：背离正道，抛弃法制。倍道，即“背道”。倍，通“背”。

[2]变故易常：改变常规常法。

[3]巧官：巧于营官。又，王引之云：“官”当为“言”，字形相近而误。

[4]腾：僭越。凌驾于君主之上。

[5]至：极。北：违背。王念孙云：“北”与“背”同。北，通“背”。

[6]四者：指“乱”“腾”“虐”“北”四种危险。

[7]则故：安井衡云：“则”字衍。优犹：优游。济：止也。

[8]遂：任用。

[9]要：拦截，禁止，约束。淫佚：过度放纵。

[10]通：私通。乱：淫乱。隔：隔绝。

[11]义：同“仪”。礼仪，此指讲究礼仪。

[12]伦等：人伦差等，等级秩序。

[13]劝：努力。

[14]常式：常法，经常的规范。即固定的法律和制度。

[15]故法：成法，常法。隐：隐藏。

[16]匡：纠正。道：方法，途径。

[1]君人者：统治人民的人，指君主。

[2]臣人者：为人臣者，臣用于人者，指大臣。开头两句为总提，下面具体申说君臣之过的表现。

[3]所有：为君主所据有。

[4]所君：为君主所统治。

[5]民所恶：人民憎恶的人。张佩纶云：“民所恶”指奸伪。……言以民所恶之人制民。制：控制，统治，管理。

[6]三务：春、夏、秋三季的农事。

[7]布：布置，安排。

[8]非其民：民众不愿为之效力，等于非其子民。

[9]治大官：担任重要职务。治，司，主管。

[10]倍其官：背离职守。

[11]遗：放弃。

[12]穆君之色：逢迎君主的脸色。穆，顺从迎合貌。

[13]阿而胜之：通过阿谀奉承来控制君主。阿，曲从、迎合。胜，克制、挟制。

[14]本：根本。

[15]要：枢要，机要。

[16]役：供奉，服务。

[17]四守：指君主、辅相、大夫、群臣的职守。得：各尽其职。

[18]易：改变，更换。

[19]明设而守固：明确规定而坚持遵行。明设，明确地设立和划分。守固，坚决遵照执行。

[1]本厚民生：以厚民生为根本。厚民生，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审知：仔细地了解。

[3]违：违背礼法。根之：指追根穷源。根，根除。

[4]躁作：轻举妄动。

[5]试：尝试。

[6]礼：此指制礼。正：治理。

[1]伏寇：潜伏的贼人，暗藏的敌寇。

[2]微谋：密谋，隐谋，指机密的谋划。微，隐藏，保密。

[3]沈疑：指暗中僭越之徒。沈，隐伏、潜藏的坏人。疑，通“拟”。僭拟，模仿。郭沫若云：沈谓阴险，疑谓僭拟。

[4]狡妇：狡猾的妃妾，指君主身边获宠幸的妇人。袭：探得、窃取。请：通“情”。指内情。资：帮助。游慝（tè）：到处游说为奸之徒，即四处活动为恶的奸人。慝，邪恶。

[5]前贵而后贱者：丧失了高贵地位的人。为之驱：为他们奔走。

[6]便僻（pián bì）：善于逢迎的小人。食：通“伺”。窥测。

[7]亟近：身边那些欺诈之人。亟，《方言》：“在齐海岱之间谓欺诈为亟。”

[8]比党：相互勾结，结成帮派。

[9]淫悖：邪恶放纵的坏人。行食之徒：以游说为生之徒，指说客辩士一类的人。

[10]拘：限制。厚：巩固。

译文参考

        做君主的背离正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谋求私利，这叫做作乱。做臣子的，改变常规常法，而巧于营官讨好君主，这叫做僭越。作乱发展到极致就是暴虐，僭越发展到极致就是背叛。这四种危险出现一种，就会失败，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因此多行施舍、从容宽厚以防止祸乱，百姓就会喜悦。选拔任用贤者，敬重礼遇那些孝悌之人，奸邪虚伪之人就会收敛行迹。约束过度放纵，强调男女之别，那么私通淫乱之事就能够被隔绝。贵贱区分遵循礼仪，人伦等级没有逾越，那么有功之人能够得到勉励。国家有固定的法律制度，常法不会受到隐藏，那么百姓心中就没有怨恨。这五个方面，都是弘扬德行、改正错误、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的方法。

        统治民众的君主会有大过，为人臣者也会有大罪。国家为君主所拥有，百姓为君主所统治，拥有国家统治百姓却任命百姓憎恶之人去掌权管理，这是第一项过失。百姓有三季的农事，君主没有做好安排，百姓不愿为其效力，就不再是其子民。百姓不是君主的子民，就不能用来守卫或作战，这是君主的第二项过失。为人臣者，享受国君给予的高官厚禄，担任重要职务，却背离职守，顺从君主的私欲，逢迎君主的脸色，通过阿谀奉承控制君主，这是为人臣的大罪。君主有过失而不改正，称之为倒行逆施；臣子有罪过而不诛灭，称之为犯上作乱。国君是逆君，臣子是乱臣，国家的衰亡指日可待。因此有道之君掌握国家根本，辅相掌握国家枢要，大夫执行法令管理群臣，群臣竭忠尽智为君主服务。这四类职守得到执行则国家大治，变换不安则国家动乱，因此不能不明确规定且坚持遵行。

      古时候，圣明君主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要务，仔细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因此对于微小的事情都谨慎从事，对违背礼法的行为都详细辨别，追寻其根源并根除它。这样，那些举止轻妄、奸邪伪诈之人就不敢尝试为非作歹了。这就是制定礼法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时候有两句话：“隔墙有耳，身边有潜藏的贼寇。”所谓隔墙有耳，说的是密谋遭到外泄；所谓身边有潜藏的贼寇，说的是那些收买人心想要暗中僭越之人。密谋遭到外泄，是狡猾的妃妾窃取君主掌握的内情去帮助那些四处活动的奸人。收买人心想要暗中僭越之人，是那些丧失高位沦落为低贱的人为其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在位，善于逢迎的小人就不能窥测国君之意而行谄媚之事，因为近臣中的欺诈者都被惩罚了；大臣也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相互勾结、结成帮派之人将因为君主英明而被诛灭。身为君主要远离进谗言之人，废黜结党营私之人，那些邪恶放纵的坏人与行游说之事的说客没有在朝中做官的，这是“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

核心内容解读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再次强调“君主从法”。前文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就是要求君主与臣民一样，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法第十六》曰：明君“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明法第四十六》也说：“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凡此都是要求君主从法、守法，即其行与止必须合法，不能背法、废法。“生法”之君不得随意废法，否则，“君主从法”只能是一句空话。

        作者指出“施舍优”、“选贤遂材，礼孝弟”、“要淫佚，别男女”“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国有常式，故法不隐”五者，谓之为“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这里也强调了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法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但是，如何保证君主行动于法律范围以内，并没有想出最后最强的保障，会导致君主事实上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约束。

      接下来，作者从反面论述君的过和臣的罪，指出他们不可以做什么，君主有过需改，臣子有罪当诛。“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只有君主、宰相、大夫、臣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国家才会稳定有序。

      古代圣王以提高百姓生活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对于关涉民生的微小事情也谨慎对待，努力辨明是非，追根穷源。英明的君主要做的事情还要斥退谗佞谄媚之流、废除结党营私之辈、淫邪悖逆的游食之徒，这是“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人文与崇圣：先秦诸子政治思想基础（四）

      法家从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圣人，立足于现实评价圣人，因此，他们对圣人的品分又别有天地。他们淡化了圣人的神秘性和超越意识，将圣人封闭在一层厚厚的现实功利性的釉彩内。他们的理论比较简单，但很实际，也颇能说明问题。

      他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时势造英雄，即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与之相应的圣人。因此，圣人的特点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法家对历史分期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按时代将历史分为上、中、下三世；另一种是按人物将历史分为“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昊英、神农、黄帝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圣人。法家清醒地认识到，人不能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一切缅怀往昔的情绪，都会腐蚀人的生存能力，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取得生存的主动权。圣人各代表一个时代，无高低之分，“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法家没有为圣人制定一个形而上的先验模式，而是把圣人看作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权力形式的代表。

        在《韩非子》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韩非子》将自古及今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中古、近古、当今。每一个时代各有其圣人，上古以有巢氏、燧人氏为圣，中古以鲧、禹为圣，近古以汤、武为圣，当今之世，谁为圣人？法家的回答毫不含糊：谁打赢了这场兼并战争谁就是圣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法家的圣人，既不是德者，亦非智者，而是个尚力的霸者。法家所谓力，简言之，便是耕与战。能以耕战致霸业者就是圣人：“能为霸王者，盖天下圣人也。”（《管子·度地》）

      法家这一思路，由于适应了当时兼并战争的需要，因而对战国以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点，即法家大都是君主目的论者，除慎到和管法因受黄老影响而对君权略有微词外，其他如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几乎无一不对君权五体投地。

      法家以君为圣的倾向，在后世成了一条政治定律，无论面对多么昏庸残暴的君主，人们都要匍匐其脚下，山呼圣明，即使那些标榜道高于君的儒生们也不例外。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后果完全归咎于法家，但法家无疑是始作俑者和登峰造极者。法家的权力偏执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精神退化的表现。在法家思想中，人的尊严遭到无情的践踏和无言的蔑视。法家注重名利，但却非合理的利己主义者，即使那点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也淹没在他们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深谋远虑之中。

      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看，法家的政治思想主要建立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之上，在洞察人性的弱点方面，法家确实入木三分，但我们从法家，尤其从韩非对人性的带有敌意的描述中，常常会联想起这样的问题：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是君主专制的对象，但为什么他们竟会对此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当他们为君主的利益绞尽脑汁时，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君主并不一致？当他们强调用君权摧毁一切时，他们是否意识到正是他们自己将一柄利剑悬在头顶？

      我们并不否认，法家的名利思想，客观上有利于人的社会性的扩张，法家的以现实君主为本位的圣人观，在充分调动人的生存竞争的本能方面，亦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而牺牲人的尊严，不管其动机、目的、手段如何，都为我们所不取。没有人的尊严，名利便无从谈起。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看到诸子设计的圣人，具有理性化、现世化、神秘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构成诸子圣人的基本面貌，又反映其共同倾向。圣人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中介，是人类的救星，是社会政治理想的设计者和实现者，是真、善、美的人格化，是理想，是期望，对个人又是超越。总括一句话，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灵魂。（完）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