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刚坐上帝王椅那会儿，身边的文臣武将争功斗宠，天天跟刘邦讨价还价，感觉自己还跟当初的沛公没有啥差别，秦始皇的那种威仪，自己怎么也感觉不出来，不像一个帝王。这个时候的叔孙通看出了里面的端倪，认为时机到了，便勇敢的站了出来，洋洋洒洒说明了君主当有匡扶天下、君临万物的气派和能量场。当初以江湖兄弟的方式打天下，然天下终不能以江湖的方法来治理，这一下子把刘邦的心理给抓住了。接着叔孙通通过把儒家学说演绎为礼仪方式的角度用在庙堂，规范了百官文武们的服饰、语言、占位等，通过祭祖拜天等等方面，在各种程式做足了文章，并且纳入制度、典章，最终体现王朝的规矩，秩序。刘邦对此从谏如流，君临天下当如此。主要是对自己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颇为满意。这一套程序就被定格在了庙堂，从此汉家礼仪演化为朝堂制度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且影响长达千年。
这个事能成当初是叔孙通的建议，好与不好先不说。对于这个人的历史形象和定位在后世看来，是带有一点争议的。宋人司马光就认为他篡改圣人之言，剽窃儒家学说、巧取一些儒家一些细枝末节滥用朝堂，非为真正的儒家。还有人认为他不忠，一生曾数次易主，频繁跳槽，是对人主不忠的表现。
笔者看来，他们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和立场，然不无偏颇处，待后人商榷。
史料载，叔孙通曾服务于秦二世朝堂、又奔波楚国薛地求存，又投奔楚怀王议事，又在项羽门庭效力，五年后又归入刘邦集团。确有数次易主的行为事实，在那个年代，被贴上不忠的标签是特别正常的。他又何尝不痛苦踟蹰呢？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找一个机会，在适当的时机施展出来，体现自身价值和能量，而这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生”形象了。相反人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了作为人的不容易，尤其是想做点事的不容易。敏于人事，懂得权变，善于隐忍，思安思危思进退，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自己的志向始终如一，未曾改变，为自己的价值而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他做的事，可圈可点。对此，司马迁不无感受，并写下了“大直若拙，道固委蛇”之论，笔调一贯理性、哲辩，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要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言真正的大儒，就不应该依附政治而存在，更不能靠权力的支撑换取门面。这言论些许有点风骨，闪现着独立、自由的可贵思想，但这是个比较级的伪命题。试问司马光自身召集一帮文人学子在洛阳修书，且修书的立场站在了统治阶级立场，是怎么个说法，这就是他所说的风骨。
物以类聚，叔孙通其实和司马光根本上都是一类人，又何必言语较真，尊自家颜面苛求他人呢？难道都如许由、楚狂接舆一般、皓首穷经、言辞放旷，终老泉林，颐养南山就是大儒的体现，而踏入了仕途，效力朝堂就有失儒家器局、学人风范吗？这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是过过嘴瘾罢了，并不是真章之见。
时代更迭不休，环境不停改变，然个人志向的问题虽说有不同，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现了没有，如果实现了，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没有起到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后世有没有价值延申，至于这个人怎么样？是否频繁跳槽？是否忠于某某某？这种格局就小了。试问初心不改的人又有几个？起码叔孙通做到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机遇怎么糟糕，人生多么沉浮，这岂是仅仅一个普通“儒生”形象能体现的？
学，终在为用，奉献社会，造福后人，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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