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不如守官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齐，齐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进，公使执之。对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闻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这说的是，齐侯有一次外出打猎时，用旌旗召唤虞人即掌管山林的官员过来，那个虞人看到了却一动不动，齐侯派人把他押到跟前。虞人说：“过去先君打猎时规定，用旌旗召唤大夫，用弓身召唤士人，用皮帽子召唤虞人。臣没有看见皮帽子，所以不敢前来。”齐侯没有责怪虞人而放了他。孔子听说这事以后，说：“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wěi）之。”韪，是也。

杜预评注：“君招当往，道之常也。非物不进，官之制也。”这里“道”指君臣之道，“官”指职责要求。孔子高度称赞虞人服从职责要求而不是服从君臣之道的通常要求。

到唐朝，诸遂良曾兼任记录皇帝日常起居的史官，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这里的“道”是什么？为尊者讳。

我认为“守官”就是“守道”，在官言官，为官之道就在于忠于职守，忠于职守也就是“守道”，因此，“守道”与“守官”是一致的、不矛盾的。站在普遍意义的君臣之道上看，君召当往、君过应讳；站在特定职守的要求上看，非物不进、君过必举。这涉及两个不同的行为规范体系，即普通人群的行为规范体系和特定人群行为规范体系，参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也能得出“守官”的结论。“守官”是对的，但是，孔子评价“守道不如守官”，确实犯了逻辑错误，一个行为用两个不同的行为规范体系去评价和比较，没有可比性。

为了齐侯召唤虞人这件事，唐代韩愈专门写了一篇《守道论》。韩愈认为官是行道的，守官与守道是统一的，不能割裂。从天子至庶人，各守其经分，各率其职责，上下不相抗，大道通行于天下。从而否定“守道不如守官”这句话，并断言孔子没有说过这句话，是误传。

韩愈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也认识到孔子的评价“守道不如守官”存在错误，但是，怎么错了？错在哪里？——对于孔子犯了逻辑错误这个关键点，韩愈没有说明白。韩愈断定这句话非孔子所说，其实《左传》和《孔子家语》均记载了这件事和孔子的话。

守道论  韩愈

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圣人之言，乃传之者误也。

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准也。守其物，由其准，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之数，会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符玺、奏复之文，参伍、殷辅、陪台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拲、斩杀之惨，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从而丧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从而丧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礼记》曰：“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 孟子曰：“有官夺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也。是故在上不为抗，在下不为损，矢人者不为不仁，函人者不为仁，率其职，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处，各安其分，而道达于天下矣。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丧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