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过年的几天,乡亲们不仅要忙着赶集,还要准备过年期间的吃食,俗称盘年货。
在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正月里的厨房不宜大动烟火,所以一般要提前准备好初一到十五全家人的主要吃食,焯萝卜菜,做粉条,蒸馒头,炸油饼,每一样都得耗上精力和时间。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不上锅台,所以盘年货的重任一般都落在女人身上。那些日子里女人异常忙碌,如果男人还在悠闲地晒暖暖,必将招来女人的白眼。
吃过早饭已是日上三竿,男人们匆匆拿起家里的斧头,锯子,将两膀子力气全使在枯树枯枝上,他们要趁着不赶集的日子置办好家里的柴火。
柴火不只是用来烧锅,更是寒冬里取暖的主要燃料。那时候除了烧热的土炕,炉子是取暖的主要设备,但燃料弥足珍贵,一入冬每家每户最先计划的就是拉炭。
那时煤炭的价格比较贵,对普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现在早已忘了当年采购的具体斤数,只记得每年都是一架子车,拉回家堆起来后用旧棉被盖上,等到最冷的三九天才开始使用。
不过也有价格相对低点的替代品,就是碎炭渣子,老家叫做煤灰,每年也会采购,只是需要进一步加工,常拌上黄土、干草和成泥状,然后均匀地摊在地上分割成一块一块,晾干后就成了一个个煤块。
后来才知道有蜂窝煤这种东西,煤块的制作工艺跟它相似,但热值远远不够。有时候为了获得更多的煤块,黄土添加太多,煤块的颜色变成了淡灰色,点都点不着,但又不能扔掉,只能将煤块重新敲碎,加入更多的煤灰后重新走一遍流程。为了避免这样的返工,家里打煤块的时候总会找经验丰富的人帮忙,无须特别的报酬,管顿饭就已足够。
那时炭和煤块相当于奢侈品,柴才是大众商品,不过劈柴是个力气活,孩子们只能捡捡风刮下来的枯树枝,粗壮的树干只能留给大人,树干在一次次地劈砍中变成粗细均匀且能塞进炉子的小木头,最后再整齐地码成垛,此时过年的柴火算是准备停当。
以前的日子都是板着手指头过,这些都是父辈们传承下来的经验,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将家里的吃喝用度安排得妥妥当当。即便是物质丰盈的现在,他们依旧保持着勤俭持家的品质,常对大手大脚的我们絮絮叨叨,见不得半点浪费,容不得一丝挥霍。
有了充足的柴火,盘年货正式提上日程,第一样便是焯萝卜菜。萝卜、洋芋和包菜是仅有的能存到冬季的蔬菜,除此之外,冬日里的蔬菜就只有腌在缸里的咸菜和酸菜了。那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洋芋窖,这些东西就存放在里边,窖口常封着厚厚的麦草防止受冻损坏。
窖口一般比较小,所以掏萝卜,掏洋芋的事常常落在孩子身上。小时候的我比较胆小,每次都是硬着头皮钻进去,倒不是因为幽闭恐惧症,主要还是怕虫子。
窖里比较暖和,是很多虫子过冬的最佳居所,其中就有我最害怕的虫子,那是一种浑身黑色的甲壳虫,老家叫做雨包虫,三角形的脑袋,三角形的身体,屁股上有个尖尖的凸起,在别人眼中和屎壳郎没啥区别,但我总感觉它有一种恐怖的气息,后来当我看了女巫的形象后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雨包虫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能,那就是预测天气。当拿棍子轻轻碰触它的身体时,屁股便会朝天撅起来,屁股上的凸起就像一根天线,像是正在接收来自天上的消息,只见它的屁股慢慢变湿,村里的老人常根据湿的情况判断是否下雨,但真实性不得而知。
如果仅是这样也就不足为惧,雨包虫屁股变湿的同时会放出一种特殊的气体,瞬间会引起五脏六腑地翻腾,每次看见它崛起屁股,我都会捏着鼻子逃跑,确认安全了才敢呼吸,这才是我害怕的关键。
掏萝卜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刺激到它,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每次遇见还是会忍不住地哆嗦,并伴着一身鸡皮疙瘩。
秋季里埋进去的萝卜又见了天日,洗干净后切成2公分的菱形片或5公分左右的丝,捂到大铁锅里煮上一个小时,出锅后捏成一个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圆球,每次吃的时候取上一个就可以了。压根不用担心变质发霉,因为农村的冬季气温要低很多,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能存得住任何食物。
洋芋是家里最主要的辅食,日常吃饭顿顿离不开,因此也衍生出了众多吃法,但唯独没有炸薯条和炸土豆片,在城里最流行的两大吃法在农村却闻所未闻,差距一目了然。我想这主要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时食用油得珍贵,二是洋芋这样的大众食材完全没有油炸的必要,对于旨在吃饱肚子的乡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其实做粉条也很费洋芋,但乡亲们从不吝啬,只为那一口香喷喷的猪肉萝卜粉条子。把洗净的洋芋磨成碎末,经过反复地淘洗过滤实现淀粉的分离,剩下的洋芋渣已经没有营养,只能成为喂猪的饲料。
下粉条经常是几家人约在一起,这是繁琐的工艺和加工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洋芋配菜之王的地位,用来做粉条的部分毕竟有限,只有几家合在一起才能满足流水加工的需要,其次就是它繁琐的工艺过程。
具体有多少道工序不得而知,只记得下粉条的日子厨房里挤满了人,院子里摆满了盆,每个人分工明确,进进出出间淀粉变成了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粉条,一排排挂在院子里极为壮观,到现在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比喻词,天宫里的帘幕,飞流直下的瀑布都不足以形容它在我的世界里的美丽。
粉条出锅的时候,孩子们无疑是最快乐的,趁大人不注意捞起一根塞到嘴里,经常一头进了肚子,一头还拖在盆里。挂起来的吃着更方便,不用手抓直接上嘴,那时候没有味道便是最特别的味道,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挂起来的粉条很快上冻,等到阴干后才装进编织袋收起来,直到和水相逢后再次被端上餐桌,那时已是另一种味道了。
第三样准备的就是大馒头。村里的馒头比外面的大很多,俗称大馒头或大馍馍。大馍馍不仅是一种吃食,更是一种文化,在许多重要的风俗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大馒头一般十个一副,一门亲事的成功最少需要三副大馍馍,挂锁(定亲)、清礼(结清彩礼)、提话(通知女方结婚)的时候,不管家境如何,男方的礼品中必须得有一副大馍馍。其次就是烧纸的时候,姑舅,上姑舅都得备上一副大馍馍,那是身份与亲疏程度的象征。即便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依旧延续着这种风俗,大馍馍的文化价值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它的价格。
大馍馍也是过年招待客人的必须品,但对我来说,它仅是猪肉萝卜粉条子的最佳拍档,吃的需要永远都排在第一位,不过蒸大馍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发面,家里大点的盆都会派上用场,为了预留发面的空间,盆一般只装一半,用塑料薄膜包严实放在热炕上,再用被子捂上一晚上,当面完全装满盆时发面的过程就算完成了。
到了蒸馒头时候,邻居家的女人都会过来帮忙。揉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放一遍灰水(小苏打)揉一遍,然后揪上一小块直接扔到柴火上,烤熟的面团在女人们的手里传递着,他们仔细地辨别着灰水的成色,一个个异常谨慎,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
后面的事就变得简单多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一个个圆圆的馒头被放进了大笼屉。平时蒸馒头的时候母亲都会喊我烧锅,但这个时候都是她亲自上,过年的馒头必须保证火候,那是我不具备的经验。
蒸好后一个个大笼屉并排摆在院子里,冒着一团团白雾,女人们第一时间给白花花的馒头点上红色的印记,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时候男人们也会凑上来,情不自禁地送上几句赞美之词。
终于等到最后的一样吃食登场了,那就是油饼。小时候家里吃油饼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在重大的节日里才会炸油饼,主要还是因为油得稀缺。
那时候村里人吃的都是胡麻油,胡麻的产量比较低,大部分的地都要种小麦土豆,毕竟那才是解决温饱的主要口粮,留给胡麻的地自然不多,遇到不好的年成就更加惨淡,所以家家户户对胡麻油食用都很节省,平时炒菜做饭大多以猪油为主。
只是过年的油饼必不可少,因为那是生活的一种仪式。有时候胡麻油不够,母亲也会兑点猪油,炸出来的油饼虽然比不上纯胡麻油得醇香酥软,但依旧能满足我对过年的期待。
炸油饼和蒸馒头对面的处理大同小异,只是最后烹饪的过程不同,蒸馒头需要热热闹闹,炸油饼则需要安安静静。
炸油饼的时候母亲常不允许我进厨房,说是会惊到锅里的油,一旦受惊油容易上山,油没了自然就吃不到油饼,我只能暂时摁下心里的冲动,悄悄待在房间里耐心地等待。
从那时候起,油上山一直是我心里最大的疑问,直到后来围着锅台转的时候才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炸油饼油温控制至关重要,柴火灶全凭个人经验,如果有人经常进进出出,难免会分散烧锅的注意力,火过大油蒸发得快,损耗自然多,我想这可能才是油上山最贴切的真相。
不过也正是因为油上山,对油饼才会更加着迷,焦急地等待赋予了油饼不一样的香味,溢散在我的童年里久久不愿离去。
至此盘年货彻底结束,一把萝卜菜,一串粉条,一个大馒头,一个油饼静静等待着一场热闹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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