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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到0:写在她们离去之前

从8到0:写在她们离去之前

作者: 然少 | 来源:发表于2017-08-23 18:19 被阅读17次

    三年间,从22到8,这是一部追赶时间的影片,这是一群用等待去对抗余生、认真活着的人。

    从买票到观影再到敲下这些字,我赶赴的是一场匆忙的约会,很久没这么勤快了,但此刻,没有时间懈怠。

    开始写的那一刻,脑海中依然千头万绪,怎么写、写什么都厘不清,只知道不能拖延。只想着在她们离去之前,去“看”她们一眼。

    有人对我说,你大概会看哭;有人问我,它好看吗。我哭得很克制,做不到用三言两语去评价它。

    严格来说,《二十二》是一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它没有故事性,没有剧情化,有的只是真实的人物,琐碎的生活,平淡而温柔。

    老人们经历了残忍的过去,心头有深刻的伤口,如果导演愿意,影片可以呈现另一个更激烈更渲染情绪的故事。可是他没有,摒除杂念后,整个拍摄采用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性的标准,不用历史的画面,不用刻意的剧情化,也不去引导她们做出戏剧化的行为。

    我凝视着你,我看着你的存在,十分的尊重,发自内心的珍惜”,这就是整部影片的核心。

    对导演郭柯而言,他不想记录痛苦,只想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和观众对话,让大家知道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她们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二十二》从农家院里一场追悼会开始,又以茫茫雪野中的一场葬礼结束。在吹拉弹唱中,两位老人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没有等到道歉,没有等到赔偿,像旷野中覆盖的雪慢慢融化,长眠于地下,隐成一抔黄土。

    镜头里闪过一个个老人的脸庞,如果不费心去记,可能会很快忘记她们的名字,但忘不掉的是她们的面容,瘦小的身躯、深陷的眼眶、纤细的胳臂、皱巴巴的皮肤,偶尔会笑,偶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是长长的沉默。对时间沉默,对漫长的历史沉默。

    住在孝感的老人毛银梅原本是韩国人,幼时逃难来到中国,因为妹妹小,需要妈妈抱着,她曾在混乱中被弄丢过一次。再后来,因为生活艰苦,她被彻底地丢下了。

    已经头发花白的老人说起这段往事时总不自觉地望着窗外,她用手比划着带走母亲的火车,眼里偶尔闪过期盼的光,她记得自己哭,记得有人从高处丢下来吃的。她仰望着的地方,够不到的地方,带走了她的妈妈。

    后来有一些韩国人来探望她,给她带来故乡的音乐、地图还有其他的礼物。镜头对着瓶子里的花朵和桌上的布偶,背景里传来老人的声音,她用家乡话喊“爸爸”、“妈妈”和“奶奶”,不再清脆的音色,有点撒娇的语气,又因为许久不说而显得缓慢生涩。

    有韩国来的人要带她回去看看,可老人没有同意,故乡没了亲人,再见也是无益。朴车顺(老人的本名)的人生早已尘封,或许只能在梦里一遍遍回忆。那个梦里,她是小姑娘,记忆力好得很,没有“记得一点,又不记得一点”的苦痛经历,依然哼唱着《阿里郎》和《桔梗谣》。

    住在海南的老人林爱兰是个女战士,被俘后假意和日本人结婚,把子弹偷出去给抗战的军队,鼓动青年女性加入战斗。她说话硬气眼睛有神,却是在我看来影片中最孤单的一位老人。她没有孩子,敬老院一修好,她就成了最早搬过去的人。

    大院里一溜平房,一排几个屋子,每个房间有门有窗,配着防盗网。林爱兰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门口坐着。她有残疾,总是缓慢地撑着粉色塑料椅挪到门口。可能会有人来看她,和她聊聊天,大多的时间里都是独自一人,安静地坐着,安静地等待,等待时间过去,一天又一天 。

    她的床边摆着刀,她最珍视抗战胜利60周年的那枚徽章,讲述慰安妇经历时也比别人更有力。提起被日军绑起来扔进河里的母亲时,她捂着眼睛哽咽难言。这样的一个人,她连哭都是很克制的,她没有说多少很辛酸的话,可是看着她,心口忍不住泛疼。在宽大院子的映衬下,她的身影显得很瘦小,就日复一日地守在门口,无聊、沉默。

    房间里有点暗,东西摆放地不算整齐,蚂蚁上上下下地在墙壁上爬来爬去。夏日的午后,遭逢一场雷雨。雨哗哗地落下,老人看了一会,又慢慢地从走廊移回屋内,闭紧房门。隔绝了那场大雨,也隔绝了世界。

    住在山西的李爱连老人现在有儿孙陪在身边,生活平静,顺带养着邻居家的一窝猫。儿媳妇说她自己吃饭懒得做,但会给猫张罗吃的。有好吃的先给猫,猫不吃的她再吃。哪只猫怀孕了她也记着,一边喂猫一边聊:你怎么自己来了?你孩子呢?

    她跟丈夫新婚没多久,丈夫就被抓走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肯,就自己做手工做劳力养活自己,后来被抓去当慰安妇……往事淡如风,老人家说起来也很平静。唯一的情绪激动是说起丈夫,说他没有嫌弃自己。

    她说,17岁之后就再也没提过被抓的事情了,儿大女大的还说这些做什么。原本她打算缄口不言,一直到死。

    住在海南的李美金老人也是十几岁被抓的,后来逃回家,父母与她抱头痛哭,高兴地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妈妈怕她没得吃,合完生辰八字后就将她嫁给了阿公(丈夫)。

    比起被抓的经历,她说更多的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儿女都成人了,也有了孙辈,来看她都会给些钱;有时她也会给他们钱,不在意自己花多花少;她说,她和阿公感情好,没什么吵吵闹闹,阿公中风后,她就喂饭喂水地伺候着,她跟阿公说,你病了,我照顾你。

    住在广西的韦绍兰老人是影片主题曲《九重山》的原唱,一晃80年,她再次对着镜头唱起十几岁时学会的童谣,字字句句都仿佛写尽了她漫长的一生。

    当年日军入侵广西,她和尚在襁褓的女儿被一起抓走,虽然几个月后得以逃脱,却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那个孩子,如今已经70多岁,因为留着日本人的血,没姑娘肯嫁,一辈子单身,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有记者问他:不是有人说要帮你找个日本媳妇吗?他听了淡淡一笑,略带自嘲地说“笑话”,不再多回答什么。

    韦绍兰老人佝偻着背,坐在墙角,认真地将一碗白米饭扒到嘴里,努力咀嚼,认真地看着四周,或许是在看镜头,也或许在看剧组的人。

    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

    ……

    不到100分钟的影片记录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有关过去的讲述并不多。想说什么,想说多少都是她们的自由,导演给了她们最大限度地倾听和尊重。

    这群心里有伤的老人生活得不富足,却也没大多数人想得那样可怜、怨愤。

    比起守着苦痛不放手,她们更多地是在现实中寻找一条活下去的路,用极大的善意和宽容面对生活,和那些曾带来伤害的人。情绪激烈时也只是对着镜头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山西志愿者、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很多时候,对于那段经历,老人们都强迫自己去忘掉,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下意识中,她们反而会强化记忆。

    当老人开始哭泣,镜头会定定地停留一会,然后拉远,转到她们身边的人、她们生活的地方,有云飘过的天空,有滴雨的屋檐。影片中有大量的空镜头和远景,有时一个固定的画面会持续一分钟,谈不上节奏,平和又缓慢。

    在剪接指导廖庆松眼中,这部影片的拍摄角度非常明确,它回归了情感本身。老人们一说话、一个眼神就已经超越了影像本身。影片只拍她们当下,不去打扰,让这些老人无所畏惧,也无所忌讳。

    导演曾在采访中说道,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感慨着慰安妇好可怜,可实际上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这些人要嘛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嘛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

    我很认可这段话,从刷排片场次买票到准备写这些文字前,我一直自问是否从心底接纳了这些老人。不是单纯无知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平静尊重地去面对她们现实的生活,只有做到这一点,我才有资格写她们。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心把花起?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己眼泪自抹干。

    ……

    歌词里有她们的一辈子,可她们的一辈子却不仅仅在轻吟浅唱里。

    导演说,“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对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去看或去写这部影片,都是如此。

    影片里的海南志愿者说,“慰安妇”一词是源起日本的说法,他们是为了诉讼时便于说明情况才给老人们套用了这个身份,其实她们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强征虏掠20多万的中国妇女作为性奴,“慰安妇”是日本人强加到她们头上的称号。2012年,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有32位,到2014年,存22位。拍完《二十二》后的两年,又陆续调查出几位。截至2017年7月,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15位,而《二十二》记录的老人中,现在仅存8位。

    有许多慰安妇被凌虐至死或自尽身亡,真正活下来的并不多,而存活下来的她们更愿意选择掩饰过去,因为说出来面临的不仅是期待中的理解,还有不堪的议论。

    这不只是战争的问题,更是女性人权的问题。二战期间,并非只在中国有慰安妇,韩国、菲律宾等地都是如此。然而,就在韩国全世界摆放纪念慰安妇的少女像时,我们却在拆除慰安所遗址。年轻一代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了解比较好。学生不适合知道太多,了解抗日英雄就可以了。

    在整个慰安妇事情上,很多人首先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看到性。因为是与性相关的迫害,所以难以启齿,不愿了解。诚如导演所言,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

    影片中,有些老人会说,我们做的事政府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说到这些时她们有种隐隐的安慰,就像有人了解她们受的苦,知道她们做的贡献。可就算知道,情况依然如此,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张双兵从1982年开始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状况,1992年开始组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集体诉讼,三十多年过去,毫无结果。电影的最后,他说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都没有等到。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许多人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影院里冷气开得很足,身体很冷,而这句话背后的意味让我瞬间如坠冰窟。

    导演郭柯在跑电影节时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韩国明星也会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我曾在喜欢的演员身上见到那些徽章,有‘少女与花朵’,还有‘少女与蝴蝶’、‘少女与椅子’。而我们中的大多数,甚至连去了解的勇气都没有。

    很多时候,历史之于我们,并不是一件可以完全清算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记住。只有整理好过去,才能面对接下来的路。更何况,慰安妇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如何审视过去是我们逃不开的命题。

    影片中,海南的王玉开老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了。照顾她的人哭着念叨:怎么说起不来就起不来了呢。经常去看望老人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去她的坟前祭奠,烧纸钱敬酒,镜头定格在那一堆纸屑和香灰上,继而慢慢拉远,这就是老人留在世间最后的东西。

    就在《二十二》上映前夕,海南最后一位参与诉讼的慰安妇黄有良老人也离开了。导演甚至来不及在影片最后给她的名字加框。她们老了,一步步蹒跚地走了几十年,有些累了。

    这是一部没有时间轴的影片,二十二个老人轮番出现,掺杂着志愿者和她们亲人的镜头,你不会知道下一个画面切向哪里,会有谁出现在眼前,猜不到影片如何进展。那些琐碎、平淡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子被拍进了片子。季节流转间,这似乎是一个不会结束的放映。

    可是,天黑了,人老了,每个日子都会结束,每个生命都有尽头。

    我们能做的只有凝视,第一次也或许是最后一次,从心底拥抱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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