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温暖的人们

一、乡雪

春节过后，我从老家赶往延吉的闺蜜唐拉拉家，度过“年的尾巴”。火车从北京一路开往沈阳，空旷的车厢里只有零星的几个旅客。这是我第一次去东北，心情有些小兴奋。

到了沈阳换乘大巴车，一路往东北方向的山区开去。车窗外开始陆陆续续看到雪景，一片片白雪在阳光下闪烁，车子到了快大茂镇，雪景越发壮观起来，气温也越来越低，骨头都感觉到了寒冷。

到了唐拉拉家，她的父母我很熟，我称之为金叔叔崔和阿姨，一家人吃过晚饭，拉拉便带我去澡堂子泡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东北的大众浴池，环境宽阔奢华，当我泡在温热的浴池里，有点像是在日本泡温泉的感觉，只是少了硫磺的味道，水池子也比泉眼要大的多。泡过热水澡后，刺骨的寒冷被驱散了。

当夜，从热气腾腾的澡堂子里出来，站到寒冷的大街上，快大茂的空中飘起了温柔的雪花。第二天清晨，我醒来趴在窗前俯瞰，外面的雪花还在不慌不忙地飘落，楼下的车子们披上了厚厚的雪被。

快大茂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昨夜落下的每一片雪花都没有融化，就像童年枕下的糖果，让人安心。拉拉的鼾声依然均匀，我急迫地要出去赏雪了。

快大茂的雪，是我多年以来看到的最大的一场冬雪，接下来的几天里，拉拉带着我和都兰在雪里跋涉，还去吃了小鸡炖蘑菇以及贴饼子。

在快大茂野外，我在雪地里撒野，或疾走，或蹦跳，或躺下看天。遥远的天空上，也是一堆堆白雪一般的云，天上地下，宇宙间只剩下了我和雪。川端康成的金句跳入我的脑海——“你眼中的雪越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

我低头查看脚下每一粒晶莹的雪粒，皮鞋陷在里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身后留下一串深一脚浅一脚的足印，我好像进入到了川端康成的雪国。

跟着唐拉拉和朋友登上不高的茂山，穿梭在参天的落叶松中间。我抱着笔直的松树，感觉回到了“故乡”。

我的故乡里并没有松树，只有一些零星的雪景，停留在幼年的记忆里。近些年，连北京都不怎么下雪了，就算是下了雪，也很快就化掉，城市里的角落里到处是乌黑的脏雪。

快大茂的大雪把我的思绪牵回了年少。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刚10周岁。村子距离中学有3公里路程，家里没有自行车，我和小伙伴们每天走到学校需要45分钟。冬天遇到下雪天是经常的事情，风雪呼啸中，我没有围巾，就尽量缩着脖子迎着风雪前行，到了学校，眼睫毛和头发着挂着雪霜。学校里的教室有上百平米，只生着一个小炉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我的双手冻烂了。在整个上小学的冬季里，我的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僵直到握不住铅笔。那时候，我不知道手套为何物，以为世界上没有发明出这种东西。

比冰雪更为寒冷的是心情。到了学校，我要忍受着大龄男同学的霸凌，我的心里雪上加霜。上自习课的时候，我听着背后的男同学们在议论我，他们怂恿着一个男同学，让他搬着凳子过来砸我的后背。我的后背上被砸了几下，我被吓呆了，坐着一动不动，然后是同学们的一阵哄笑。那一刻，我不敢反抗，只想死，想有个地缝钻进去，不与人为伍。

霸凌事件成了我的心病，每天在去学校的路上都怀揣着惶恐，感觉度日如年。同年级的大男生们已经十三四岁，有一个留级生，甚至已经15岁了。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大龄男同学们以虐待我为乐趣，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老师，我的孤儿心态，根本就不知道求助于大人。

事情相隔30多年之后，在今年的冬天，有老同学建了群，失散的同学们在群里相会，此时都已经步入中年，各自干着不同的工作。在同学群里，我看到了当年欺负我的男生，顿时泪眼模糊，彼此打过招呼之后，我提起了当年的旧事，这位男生开始说不记得了，我言辞凌厉，说了内心的创伤。后来，这位男同学向我道了歉，说了声对不起，我内心里的冰雪瞬间融化。谅解，竟然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只需要一声“对不起”。

记得侄女小雪出生的那一天的清晨，整个小村子里飘着雪花，景色凄美。那一年我17岁，几个月后来了北京。从此之后，所谓故乡值得让我牵挂的人，只有小雪这个新生的女性新生命。后来，大哥家每添一个女儿，我的心里就是一场欢喜。再后来，我有了更多的侄女和外甥女，我把她们每一个生命，都当成了自己，去无限怜爱。

离开家乡时，母亲曾问我，你会想家吗？我说不会，永远不会。事实也是如此，我从来不想念那个一堆孩子围着桌子吃饭的家，整个故乡，值得让我牵挂想念的，是雪夜里躲在菜窖里的自己，以及冬日里空中飘扬的雪花，和雪中的自己。

在快大茂镇，度过了一个有雪的冬天。一周后，我和闺蜜带着都兰回到了北京。

北京的天气不明不白，雾霾霭霭。我看着窗外的50度灰，只想再次逃离。然而，快大茂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里几乎不再下雪。

二、温暖的人们

五一劳动节，我在老家和父母一起度过，正在厨房搞卫生的时候，突然接到闺蜜唐拉拉的电话，说她妈妈的状况很不好，准备入院。翌日，我收拾行囊，从老家赶回北京，8号去了唐拉拉家。她的妈妈崔阿姨躺在沙发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当晚，我和闺蜜把崔阿姨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稍作检查，当即推入了ICU病房。熬过了艰难的一夜，9号下午我回家补觉，晚上接到了崔阿姨去世的消息。

上一次此近距离的接近死神是在2016年2月，崔阿姨病危，我也是突然接到了闺蜜的电话，并从老家赶回北京。在安贞医院里，我陪着崔阿姨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夜。崔阿姨得的是心脏病，她很痛苦，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那一夜，她气若游丝地哀叹生命的漫长，还说到了安乐死。我安抚着她说，会熬过来的。当夜，看着崔阿姨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叫来护士也没有什么方法，只能让她自己熬着时间，我忍着泪水躲进水房哭泣，不敢耽搁太久，擦干眼泪回到病房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一次陪床的夜里，我看着崔阿姨陷入痛苦的生命徒劳挣扎，当时，我心里是支持安乐死的，然而，当崔阿姨平安出院后，看着她在阳光下拎着菜篮子买菜回来，我又在内心推翻了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

2017年的春节期间，我在唐拉拉延吉的家里，崔阿姨还给大家包饺子吃。我和唐拉拉带着都兰回京的时候，崔阿姨对都兰恋恋不舍，抚摸着都兰的脸庞落泪不止。她可能觉得自己时日不长，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离去，她把那一次别离当成了诀别。

都兰回到北京的当晚，玩了一阵玩具，说她看见姥姥坐在缝纫机前做活，也许是心灵感应，姥姥也正在千里之外的此刻思念着他。

崔阿姨是个好脾气的老人，勤俭，温和。多年以来，她作为闺蜜的妈妈，以母性的感情待我，我羡慕她与女儿唐拉拉之间的肌肤之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牵过父母的手，如果不经意和父母的身发生了碰触，我都会心惊地闪开。在照顾崔阿姨的过程里，我渐渐习惯了和她的肢体碰触。她的两次病重住院，我都有幸在她身边照顾，这段经历给了我很多的情感体验。

在我的生命里，慈祥的长辈里有我记忆深处的爷爷，他的离世给我留下了遗憾。父母没有把他生病的消息告诉我，让我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我的爷爷叫王花懋，没有生育过孩子，他从他的大哥家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爷爷待我如亲生孙女，性情温和，好脾气，喜欢给我讲他过去的故事。

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天津打工。他会向我讲解做羊杂汤的全过程，我听着挺恶心的，有时候又听着挺馋。他说有一个山西做羊杂汤的婆姨，手艺非常好，性格也好，爷爷每次去喝羊杂汤的时候，都会和这位婆姨开玩笑，这婆姨会多给他盛一勺。

爷爷说，在外做工的人，过年一定要回家吃年夜饭。这一点和我不一样，我到北京后，经常不回家过年。我不像爷爷那么恋家，也许，爷爷回家过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并不是恋家，谁知道呢。

爷爷说，有一年他没有挣到钱，过年回家是从天津走路回老家的，半夜走到枣树林的时候，从林子里窜出了一些“三儿”，也就是盗贼。燕子李三儿是沧州一代盗贼的总称，简称“三儿”。盗贼们黑黢黢的看不清脸庞，他们截住爷爷要钱，爷爷镇定的和他们说，在外忙活了一年，没有挣到钱，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仁义的“三儿”们就挥了挥手，说你走吧。爷爷顺利穿过了那片树林子，在夜色里赶回了老家。

我离开老家之前的那几年，一直和爷爷住在老房子里，冬天里，爷爷的房间没有热气，他钻进被窝后，一层又一层的盖上很多褥子，沉沉地压在他的身上。那个时候，好像人类还没有发明热水袋吧。爷爷的房间没有电，我就点着油灯坐炕下的凳子上，凑近油灯看书。这个时候的爷爷，已经不怎么爱讲话了，好像是寒冷把他的嘴冻住了。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没有重男轻女，但是在我大姐姐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情：孩子们没有肉吃，爷爷就给孩子们烧老鼠、青蛙，两个姐姐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爷爷把老鼠身上的好肉给孙子吃，肚子里的东西给两个姐姐吃。看来，这个王姓家庭的重男轻女是一脉传承的。但是，在我记忆里的爷爷，是一位慈祥、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有人情味儿的长者。

我来到北京几年后，爷爷去世了，这个消息父母没有告诉我，过了很久之后，收到父亲的来信，提到了爷爷的过世，我丢下信纸蒙在被子里痛哭，内心责怪父母不及时告诉我这件事情。如果我知道爷爷生病，我一定会赶回去看他的。

我一直以为爷爷是冻死的，爷爷家族有长寿基因，如果不是寒冷，爷爷能活到90多岁，他的父亲就活到了97岁，他父亲的父亲活到一百多岁，而我的爷爷只活到了84岁。

爷爷经常进入到我的梦里，他抱着我，坐在炕上，低着头给我讲故事。在我的梦里，爷爷经常穿的是他那一件黑色的棉袄。

“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这话就应该说的是我爷爷。他的生命不曾远去，永远活在我的梦境中。以前梦到他，醒来回想他的音容笑貌，我会哭泣，现在不会了，我的内心和人生被他不死的灵魂温暖着，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另一位我生命中温暖的长者，是我的大姨夫。他从生病到去世，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过了很久，收到了父亲的信才知道，我又蒙在被子里痛哭，内心又在责怪父母不及时告诉我这件事情，如果我知道大姨夫生病，我一定会赶回去看他的。我不能因为这两件事判断父母属于冷酷的人，至少可以断定，他们是两个情商低的人，不懂得人与人之间感情的重要性。

我的大姨夫叫邢广来，大高个子，仪表堂堂。他比我大姨小八岁，17岁结婚的时候还在上学，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音乐教师。

父母逼我退学之后，把我送到了大姨夫家，让他教我唱戏。每天早晨，大姨夫就拉着二胡，给我吊嗓子，教叫我唱样板戏《红亮的心》。我不喜欢唱戏，但是我感激大姨夫为我付出的心血。他是真心栽培我，鼓励我。

大姨夫是改变我命运的人。1985年的春天，他的同事下海经商，在北京开了一个食品厂，正在招人，我便借此机会到北京打工，从而改变了在家务农的命运。

大姨夫调到秦皇岛工作后，在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们保持通信状态，他让我有时间去秦皇岛游玩，我因为没有钱，一直没有成行。

大姨夫的小女儿小锁是我的表姐，也是一个温暖的人。锁表姐长得漂亮，是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员，唱的是小生，扮相极美，从小有一副善良的好心肠。记得她有一次来我们家走亲戚，看见我们家的糠窝头，就心疼的哭了。她经常把旧衣服旧鞋子寄给我们家，这对我姐妹们很重要。她寄过一双塑料材质的高跟凉鞋，是乳白色的，我非常喜欢，但我当时还不到十岁，脚非常小。下地割草的时候，我把这双根本穿不了的高跟鞋偷偷的塞进草筐里，到了野外没人的地方，就把鞋掏出来穿在脚上，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趿拉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想象自己已经长大，在平整干净的马路上，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我的锁表姐是城市里的摩登女郎，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就渴望成为她那样子。现在的锁表姐已经步入老年，可在我的眼里，还是那么漂亮。

我到北京后，遇到的第一个温暖的人是我的师父唐国兴，虽然他看到我学习的时候，让我认命，但他把做烤鸡的手艺传给了我，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靠手艺挣到了高薪。唐师父像关心女儿一样关心我，在我失业的时候，他帮我找工作。刚到北京的几年里，如果没有唐师父，我无法在北京立足。后来，我因为学习走上了另一条从文的道路，和唐师父断绝了联系，但是他无私的父爱一直暖在心里。唐师父是辽宁丹东人，我辗转多处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却是一个陌生年轻人的声音，说他不认识唐国兴。屈指算来，唐师父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

我半生的路途里，被很多颗友善的心照亮；我冰冷的感情世界里，被很多爱过我的人温暖着。感谢上帝派这些温暖的人与我相遇，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感谢每一个短暂的恋人，感谢他们的每一朵玫瑰，让我的人生多一抹亮色，让我的内心有一个永不凋谢的花园。

在今年的生日里，我又收到了玫瑰，因为来自不知名者，我便把这份暖意当成全世界。

感谢每一个友人，感谢你们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刺猬”，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周熙，在每一个生日送来的祝福。

剩下的半生路途里，我要努力学习什么是爱，并尝试把暖意传递出去。就像是泰戈尔的诗句所言——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