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赫姆说道，最初的灵感来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北京游历期间，他发现陌生人都非常主动热情：“如果我独自一人吃饭，总会有人上前来与我搭话。”而在南部城市广州，人们则更倾向于默默旁观，担心主动搭话会冒犯到他。
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到美国各州之间的微妙不同，越来越清楚的是，历史、地理和文化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视觉感知。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有可能受祖先耕种作物的影响，一条河流也许就是两种不同认知方式的分界线。
“强调个性发展”和“崇尚集体精神”是东西方认知模式最明显的不同之一，虽然有许多例外，但一般来说，西方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而来自如印度、日本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人，则更倾向于注重于发扬集体精神，强调集体主义。
整体思维贯穿于东方的哲学与文化中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差异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当被问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时，西方社会的人更多表现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将个人成功的重要性置于集体的成功之上，因而他们更加自尊自强，更加追求个人幸福。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似乎还延伸到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些最基本方面。例如，在注重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从“整体”角度思考问题，更关注人际关系和环境情境，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一些独立的因素。
假设你被要求在一组名词中选择两个相关词汇，如“火车、公共汽车、铁轨”，你会怎么选？这被称为“三联实验”，西方人可能会选择“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它们都是车辆。而整体思维的东方人会说“火车”和“铁轨”，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功能关系，一个对象是另一个对象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
虽然有人称，我们的社会认知取向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后天习得的因素影响更大。调查后发现，在一代之内，孟加拉裔移民的孩子已经开始接受更多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整体认知的思维方式较少。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起源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比较明确的一种解释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的人逐渐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或人生哲理。这些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已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文学、教育和政治机构中。
美国是一个奉行个人奋斗精神的典型西方国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等历史学家认为，向西部扩张与探索培育了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
另一种理论认为，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是进化过程中对细菌反应的结果。英国华威大学的科里•芬奇（Corey Fincher）和他的同事们对全球流行病学数据分析后发现，不同区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区别似乎与疾病患病率相关：疾病感染率越高的地区，集体主义倾向更多，个人主义倾向更少。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害怕感染疾病时，似乎会倾向于更多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采取与集体利益更相一致的行为方式。
但最令人惊讶的理论来自于农场理论。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塔赫姆（Thomas Talhem）最近对中国28个省份进行研究后发现，思维取向似乎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相关。
塔赫姆说道，最初的灵感来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北京游历期间，他发现陌生人都非常主动热情：“如果我独自一人吃饭，总会有人上前来与我搭话。”而在南部城市广州，人们则更倾向于默默旁观，担心主动搭话会冒犯到他。
因此搭赫姆开始猜测这两种不同心态产生的原因，这种差异似乎与穷富或现代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注意到南北地区主要作物的区别：南部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而北方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这种差异基本上以长江为界。”塔赫姆说道。
相比其他类型的农业生产，水稻耕作需要更多合作，因为复杂的灌溉系统要跨越多片土地
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合作。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需要横跨许多村庄的复杂灌溉系统；相比之下，小麦种植只需大约一半的劳动力，收成取决于降雨而非灌溉，这意味着农民不需要与邻居合作，就可以独自照料庄稼。
这些不同可以解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吗？塔赫姆与中国科学家进行了合作研究，他们对1000多名来自不同水稻和小麦产区的学生进行了整体思维模式测试，并要求受测试者画出他们与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图，在更注重个性发展的群体中，人们通常会突出自己的地位，将自己画得比朋友和同事更大，而在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体中，关系图中每个人的大小基本相同，体现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美国人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最大。”塔赫姆说道。
果然如他预测的那样，小麦产区的人在个性发展的测试中得分更高，而水稻种植地区的人们在测试中则倾向于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整体思维方式。塔赫姆表示：“即使是同一个县里的人，一个村庄种植水稻，一个村庄种植小麦，仍然能够发现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他在印度的测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显示小麦和水稻种植地区的人们思维模式有着明确的差异。当然，被调查和测试的人并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但他们所在地区的历史传统仍然在影响和塑造他们的心态和想法。塔赫姆表示：“这是文化的某种惯性作用。”
另外要重点强调的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广泛而普遍的趋势，但这种差异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绝对。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家德尔沃•侯赛因（Delwar Hussain）与梅索迪一起参与了对伦敦孟加拉裔群体的研究。他指出，东西方国家之间有着许多历史悠久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些人会跨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界限，而年龄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会对人们的认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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