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件事，对于武人的高度警惕——基于自己出身的不正（武人兵变上台），两宋朝堂对于防范武人们来个大戏重演，毫不放松，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由此而推出的崇文抑武政策，进而形成了文贵武贱的政治现象、社会氛围。
有句名言如此说：人类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吸取教训。
这句话仿佛正是在说，两宋朝廷！在一次次对外败仗中，在一次次割地赔款中，他们就像是一条鱼，仅有七秒钟的记忆，于是乎，迅速摆脱屈辱之感，该吃，吃；该喝，喝；该风花雪月，便风花雪月。可对于本方阵营中，为自己抵御外敌，浴血拼杀的武将们，防范意识，却又像是刻到了骨子里，即便大厦将倾，国之欲亡，仍不放松一丝一毫。
天下尚未安定——外有契丹威胁，内有割据势力，宋太祖便着急的重新洗牌，重组权力架构：“杯酒释兵权”。这种作法，可以理解，正所谓强盗瞅谁，都像强盗，如果还没有动手，那一定是诱惑还不够大——因为他自己就是靠着武人身份，兵变起家，欺凌了柴氏的孤儿寡母，霸占了后周的冮山社稷。更何况其亲历的五代乱世，武人的飞扬跋扈，动辄便拔刀相向，举镇皆反。更有那句“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的名言，牢记于披上黄袍的赵匡胤心中。如此防范，如此警惕，不能说其不对，不能说他多余。可若仅限于太祖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力度，也还罢了，毕竟他只是在武贵文贱的五代遗风中，往回搬了一下。
可赵匡胤未曾想到，接替其上台的赵光义以及其子孙们，没有太祖的武力，更无开国之主的眼光，却将其警惕武人、防范武人的做法，牢牢抓住，并发扬光大，从左，一下跳到了右；从一，冲上了一百：
政策上，加强了以文抑武的作法，剥夺武人领军的主导权；制度上，提高了文人地位，贬低武人价值；舆论上，广泛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丁”等，以此压制自两汉、隋唐、五代以来的尚武风气。
北宋的167年中，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文武官员任职数量，呈现出一升一降的趋势（据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记载：宋太祖时期，文职占4人，武职占6人；仁宗一朝，文职占60人，武职占16人；到北宋灭亡的钦宗时期，文职23人，武职仅有2人）。
真宗朝，名臣寇准担任枢密使时，武人曹利用担任枢密副使。寇准一向瞧不起武人，两人因为政事发生争执，寇准总是轻蔑地说：“你只是一介匹夫，懂得什么军国大事？”这便是武人在朝堂上，在文官们眼中的实际地位。
除了在朝堂之上，武人不受重视，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宋人刘挚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在疆场之上，武人的统帅地位，也逐渐让位于文臣。宋仁宗时期，朝廷“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价值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甚至出现了“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的咄咄怪论。
出自于赵光义之子，北宋第三任皇帝赵恒的笔下，可以当做科举广告的那首著名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更是写尽了读书科举，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诸般好处——黄金屋、颜如玉。虽说夸张且俗气，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却是充满诱惑。
宋人记载的一则发生于狄青身上的故事：某次，主帅韩琦宴请同僚，召来几个官妓助兴。一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官妓，依次给在座众人敬酒。走到副帅狄青面前，她看了看狄青脸上的刺字（少时狄青因与乡邻冲突，被判面部刺字，发配充军，自此而入武人行列），竟然笑着说：“斑儿，喝一杯吧！”一个地位卑贱的官妓，竟然敢在公开场合嘲笑朝廷地方的高级将领?！武将地位可见一斑。
从“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五代后汉大将史弘肇），到宋时的“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狄青于定州任副帅时，主帅韩琦仅仅为了立威，便无故斩杀其手下的大将焦用。狄青为之求情，说其为国而战，不惧生死，是好男儿，韩琦说道：“在东华门外，得到状元，被唱出名字的，才算是好男儿，这算是什么好男儿？！”最终当着狄青的面，焦用被杀。）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下，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中，与汉、唐、五代相比，宋代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于是便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社会氛围之下，参军报国，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发言权。
仅读了几本兵书战策的书生们，把自己当成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挥兵北进，与契丹战；放马河西，与西夏斗，孰不知他们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至少马服君的儿子还能提刀上阵，最后来个决死冲锋呢。这些书生们还把赵光义下发阵图的习惯，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求武人们，严格按图索骥，打胜了，当然是自己的功劳；打败了，一定是武人们不遵良策，违反命令……
完全被架空了的武将，在皇帝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怀疑目光下；在如恶狗守食般，护着到手权力范围的士大夫们，警惕的盯视下；在世人皆曰从军低贱的社会氛围下，有能力的，被打压，如被逼上死亡之路的杨无敌杨业，如只一句“朝廷疑你”，便被放逐、郁闷而死的名将狄青，唯有如曹彬般的，既无能力，又擅装孙子，才被皇帝与文人们所欢迎、所称赞。劣币驱逐良币，一代代、一批批，劣胜优汱，最终留下的，就剩下萎靡不振，躲事而不做事的货了。
最终，完颜家的女真人，一通鼓声，便吓得固守黄河天险的三军，四散而逃。赵氏皇族上下，宫廷、朝廷诸人，为崇文抑武之策，付出了惨痛代价，虽说他们是——祖宗的债，儿孙来还，可无辜百姓何过之有？！
更让人困惑的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竟然继续奉行崇文抑武——用“莫须有”罪名害死岳武穆，逼得韩世忠畏惧遭祸，而闭门不出……
《元史•世祖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宋朝灭亡后，忽必烈曾经询问宋朝降将：你们为什么投降？降将回答：“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这哪里只是指控、斥责贾似道一人？！这又何尝不是替宋朝历代的武将，发泄出长久以来积于胸中的那一股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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