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大约是在四十多年前吧，那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班上有一个要好的同学，是从幼儿园一直同班上来的，他的父親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五十年代末在那场影响千万知识分子命运的运动中因犯"错误"被清理回乡监督劳动改造。等到我们读初中的时候，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大概受父亲的影响吧，我这朋友很喜欢阅读，长期跟他一起玩也受到了熏染，喜欢起读书来。起先是看一些小人书，连环画，渐渐地也看起字书小说来。朋友家房后有一片硕大的菜园，周围有土墙篱笆围住，屋壁下堆几根旧木头，我们便常常坐在木头上看书。

那一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陆陆续续有几位四十开外五十左右的中年人经常在朋友父親的小书房聚会。说是小书房，其实不过是过堂边上一个七、八个平米的小屋，放有一个小桌和两条长凳罢了，只是朋友的父親常在那儿看书写字。他们在小书房叽叽咕咕地谈着什么，脸上时有激动和热烈的表情。我们小朋友进进出出，他们看熟了也不太避讳，渐渐的知道他们都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反革命"、"右派"等政治犯。这一响都是在谈论什么"邓公"复出了，某某某又出来了，胡风的问题有希望落实，哪些哪些可能要平反等事。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那位姓王，快五十岁了吧，头发已然花白，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总是耐心地听别人讲活，自已说话很少，不紧不慢。说话激情四射的那位姓吴，四十出头，个头不高却精力充沛。朋友的父親虽未入大狱，但农村二十年的体力劳动使他瘦高的身躯显得有些微陀，人也木讷些。另外邻生产队一位骆姓的先生偶尔也来来，他是五十年代未的师范生，因成份不好也回乡务农。

我姑且把这几位都称着先生吧，本来应该称老师的，但我这一生老师太多，这样称呼他们只是以示区别而已。

王先生在监狱里改造了二十年，入狱之前是《人民日報》驻川某地记者，亦是建国初大学毕业随西南工作团来川的。他原籍东北，精通俄语，英语，曾翻译《铁托传》。中南交恶，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而获罪，那是五十年代末的事了。吴先生则是川西坝子富裕人家子弟，与家庭绝裂参加革命，五十年代初来到我的家乡芦山参加土改工作。吴对农村极为熟悉，亦颇好文墨，五十年代末在农村集体化，公社化如火如荼之时不合时宜地提出"包产到户"并撰文在《四川日報》发表，难怪乎后来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死刑被押上法场，枪声响后左右皆毙而他却幸存下来。原来只是死缓，陪杀场意在杀杀他的锐气而已。当神州大地吹起改年开放之风，中央出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吴先生曾激动地拿出载着二十年前他因之获罪的文章的旧報子说："这不新鲜，这不新鲜，二十年前我就提出了，而且是`五包'，包产量，包土地，包生产资料，包肥料…。农村只有承包才有出路，生产队是做不好莊稼的。"的确，他们都是一些先知者。

先生们在关心他们的命运，国家大事之余，最常谈到的则是文学，这是他们一生割舍不下的情怀。或许是联想到他们自已的命运吧，他们讨论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命运，也讨论作者本人的命运，往往唏嘘感慨，情难自禁。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不知何时，慢慢地我们两个小朋友也成了他们交流的对象。说是交流，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不过报告一下过去看过的作品和近期在看的小说罢了。当得知我们已读过《苦菜花》，《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牛虻》……先生们非常高兴，"不错，不错，都读过那么多书了。"欣喜之余也给我们分析和评价书中的人物，故事，也介绍一些作品要我们阅读。于是乎大仲马，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狄更斯，《安娜》，《战争与和平》，《茶花女》，《悲惨世界》，《雾都孤儿》等一大批外国作家，名著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当然也有《红楼梦》，《西厢记》，《女神》等中国古代名著和近现代作品。

想想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年代，上学，家务之余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又有高人指点，现在的年轻人是少有这样的福气了。先生们对国家对民族对青年的热爱，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体会愈来愈深，他们对青年们的拳拳之心，期许之意，日月可鉴。总是教诲我们把关心自己融入到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关心环境、自然万物，让人拥有更广博的胸怀，更丰富的内心，情感。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的初中生涯也就要结束了，先生们也迎来了迟到的公正，逐一平反并落实工作。友人的父亲平反后被安置在县财政局。他姓杨，我们称呼他杨伯。长期沉重的体力劳动终究摧毁了他的身体，后半生成了医院的常客。弥留之际我曾到医院探望，他躺在病床上，一脸枯蒿，周围已有好些人。握着他枯瘦如柴的手，没多少温度。杨伯似乎听到我的说话声，努力睁开疲惫的双眼，茫然的望着我。我看了看床头柜上和病榻边放着的奶粉水果等什物，说：“以前困难，要什么没什么，现在好了，啥都有，您又……一辈子都难得见您开心的笑过。”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面色戚然，嘟咙说“高兴不起来啊，没有福气，唉……”说完又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也不再说话。我仿佛看到生命之光正从他眼底慢慢消逝，他太累了，那沉重的粪桶几十年压在他的身上，压在他的心上，他是想休息了，他要休息了。辞别杨伯走出病房，我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在面颊恣意流淌。后来听说，我去之前，他已经好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了，那是绝别，他一生抑郁不展，看到我们长大成人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吧。

王先生平反后被置在文化部门后调市文联工作，再以后去了成都。他刚平反时即在当地安家，错过了青春韶华的他与一位失去丈夫的赤脚医生结为半途，婚礼请了我们两个小朋友，先生是外地人，当地没几个熟人，举着酒杯喜气洋洋的先生敬我们时说："别忘了，我们是忘年交呀。""忘年交"，稚气的我们当初还不知其意呢。多年后读先生的《走出逗逗溪》，方知他在监狱历经的苦难。八十年代初，我在市里读师范，那时先生在市上的杂志任主编，我曾去拜望过先生。听说我在学英语，先生便叫我译点东西他给我发表。我说水平差，怕不行，先生说他会给我把关的。先生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我终究因手上无原文资料，水平亦不够，没有完成先生的嘱托，无颜去见先生。不久，先生便调到省城去了。那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

吴先生平反后到了农业银行，恢复"人大"制度后他竞然去竞选"人大代表"，而且竞然选上了，并作为财经口的人大代表一干数届，终于发挥了他的余热。

骆先生也到了县文化馆工作直到退休。他在农村的那几年，每年春节，也就初三.初四吧，我和朋友都要去他家，就着猪头肉，折耳根拌洋角莱头，喝几杯小酒，他家有一对祖传的瓷酒杯，瓷胎很薄，温润细腻，倒上酒从侧面可以看到酒线的位置。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新糊在窗格上的白纸上画着的画，配的诗文。这纸作的窗户别有情趣，诗画是骆先生自己作的。饮到酣处，先生会吼上一句"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先生是在品《西厢》？也许只是在抒发悲忿而已，少不知事的我们岂能都懂。

光阴似箭，转眼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年长的王先生和友人之父早已作古。吴先生还健在，两年前随一朋去佛图寺，回来的路上还遇见他，先生虽八十高龄却还能骑自行车，随手即把车子兜里的一本自传小说送我，惜"4.20"芦山地震时搬家，此书与其它数箱书籍一并散失。骆先生也应还在，前年回芦山曾在街上遇见过，也已退休多时。愿他们都多活几年，这个多变的世界还有看的呢。

我不是个读书人，可年轻时却机缘巧合认识了一批读书人，并从中受益匪浅，影响至今。岁月荏苒，往事如烟。最近读宗璞《野葫芦引》，联想到我少时认识的几位先生，喟叹一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愿岁月静好，我们民族不在有那样的苦难。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几位尊长的纪念。前段时间有位年轻的朋友说想听听我们以前读书人的故事，亦算是作答了。

                                  家勇        丁酉季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