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IKO KAKUTANI 2013年10月12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門羅在安大略省克林頓家中的廚房裡。
愛麗絲·門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克林頓的家。
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於本周四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她曾說過：「事物的複雜性，即蘊含在事物之中的事物，似乎無窮無盡。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事是輕鬆簡單的。」
愛麗絲·門羅在今年早些時候。
這番話亦是門羅那些寧靜閃光的短篇小說的絕好寫照，這些作品為她奠定了短篇小說界一流作者的地位。她的小說主要發生在加拿大的鄉村小鎮，描繪女孩與女人們的生活，帶着契訶夫式洞悉一切的同情與智慧勾勒出筆下人物心靈的罅隙，亦有着長篇小說所具備的衝擊力與厚重。
她的短篇小說行文流暢，文風表面質樸無華，實則結構精美複雜，在時間之中往複穿梭，在現實與記憶之間轉換；故事神秘展開，揭開筆下人物生平的全貌景觀（在關鍵的轉折點中突出個體人物生活史中的開端、停頓與逆境），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瑣碎細節：她會平淡地描述
「食物、瑣事與家務」，這些事佔去了她筆下女主人公的大部分時間。
門羅的小說既有情感的廣度，亦有心理的深度，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簡約風格，乃至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s)戲謔的後現代主義故事形成鮮明對比。她深深了解蘊含在家庭生活中的音樂；在描繪筆下人物內心世界細節的同時，無微不至地勾勒出社區的狀態，並點出人物在社區中的位置；此外她還擅長書寫「愛的進程」，在時間的演進中為愛的變形與變異畫出圖譜。這些特質令她重新定義了當代短篇小說的外延，也使她成為當今世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洛麗·摩爾(Lorrie Moore)、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黛博拉·埃森堡(Edborah Eisenberg)與莫娜·辛普森(Mona Simpson)等風格各異的作家都對她讚不絕口。
門羅創作短篇小說已有45年，最早的作品集是1968年的《快樂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其間有《木星的衛星》(The Moons of Jupiter，1982)、《愛的進程》(The Progress of Love, 1986)、《青年時代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 1990)和《公開的秘密》(Open Secrets, 1994)等經典小說集，直到2012年的《親愛的生活》(Dear Life)——她說《親愛的生活》將是她的最後一本小說集。在這些作品中，門羅為普通人的生活描繪出五光十色的畫像，展現他們的智慧、堅韌與夢想的能力，與此同時也有他們的謊言和盲點，乃至勇氣和善意的偶爾缺失。她的描寫不帶評判色彩，只有「不夾偏私，冷靜理性的愛」，如同來自親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員。
她的小說也總是清醒地認識到認知能力的主觀性，以及記憶對現實的各種豐富多彩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朋友》講述兩次遭人遺棄的芙羅拉在一位朋友心目中的回憶，這位朋友的敘述也受到她女兒對芙羅拉看法的影響，芙羅拉悲哀的故事變成了母女之間的羅夏墨跡心理測驗(Rorschach test) 。
和門羅一樣，她小說中的女人們也多在加拿大小鎮上成長，在某個時刻面臨留在家鄉還是奔赴廣大世界的抉擇。她們在數十年的人生中往往歷經社會巨變，從舉辦茶會、社交場合必須戴白手套的年代和地點一路走到健康食品店與脫衣舞酒吧的時代。
因此，門羅筆下的女人很像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筆下的男人，經常發現自己被困在文化道德轉型的邊緣，在互相矛盾的義務中掙扎——堅守與逃避、家庭與自由，對家族的責任與內心衝動的迫切召喚。
《蒙大拿邁爾斯城》(Miles City,Montana)中的敘事者渴望「一個躲藏的地方」，可以逃避持家的義務；她想「忙於我真正的工作，有點像哄好我內心深處冷淡的部分，」但在一次游泳事故之後，她發現她對自我的關注令女兒置身危險境地。在《家居裝飾》(Family Furnishings)中，女主人公沒有呆在家裡照顧生病的母親，而是獲取大學學位，搬到大城市，打算開始寫作。
在一個個故事裡，激情就像磁石或馬達，吸引和驅動着女人們做出選擇。對於門羅的女主人公們來說，愛情與性愛，婚姻與外遇通常就像鏡子一樣映照出她們的渴望——她們最美好的夢想與最殘酷的自欺，她們的獨立意識與對歸屬感的需求。
門羅還擅長描寫多年親密關係的多種複雜情況，顯示這樣的關係如何扼殺一段婚姻，或為婚姻注入新的奉獻精神。她展示了性愛可以變為「蔓延的火勢」；一時衝動的幽會可以成為珍貴的回憶，匯聚為對抗平庸中年生活的堡壘。
疾病與死亡也是她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主題，讀者經常會感受到生命的珍貴，以及運氣、機遇和輕率莽撞的選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門羅筆下的一些人物把改變視為解放自身的力量，可以讓他們擺脫一成不變的生活，或者至少能滿足他們對人生敏銳的好奇心。另一些人則將改變視為可怕的不幸，擔心會失去手中珍貴的一切，至少那是他們所熟悉的一切。
譬如《曠野車站》(A Wilderness Station)講述孤女安妮嫁給一個性情冷漠的拓荒者，丈夫神秘死亡後，她卻莫名其妙地被控謀殺他，進了牢房。《真實生活》(A Real Life)里，一個住在安大略鄉村的女人靠捕捉麝鼠販賣皮毛勉強維生，她遇到一個澳大利亞遊客，開始和他通信，後來他向她求婚後，她移居昆士蘭，過上了開飛機和獵殺鱷魚的生活。
門羅早年的作品開創了委婉的敘事風格，近年來的作品則走向傳統的、舞台化的方式。和早期作品相比，《親愛的生活》中的許多小說有着構思更為嚴密的敘事（甚至有些不真實），比以往的小說更有如釋重負的寬慰之感。
這本小說集的亮點是最後四篇小說，她稱它們是「關於我的人生，我要說的最初與最終的話，也是最親密的話。」這樣的評語會令讀者們聯想到，門羅的很多小說都與她本人的人生大致歷程相吻合：在安大略農場度過貧苦的童年、早早結婚、移居卑詩省、離婚、再婚，搬回安大略鄉村。
在這些半自傳小說的最後一段里，門羅寫道：「母親生病臨終之際我沒有回家，也沒有出席她的葬禮。當時兩個孩子還小，在溫哥華無人可以替我照看他們。我們幾乎付不起旅費，丈夫又一向鄙棄正統的禮數，但為什麼要怪他呢？我也是這麼想的。我們說過一些不能被原諒的話，也說過我們將永遠不能原諒自己。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門羅的小說中也經常出現作家與藝術家們的身影，但不管她筆下的人物從事什麼樣的職業，「講故事」對於他們來說都很重要——事實上，講故事是他們為人生賦予意義和秩序的重要工具。它有時是重新想像過去，為自己建立身份或書寫家族神話的方式；有時是凸顯某些具體事件，模糊其他事件的工具；有時是在日常生活的混亂中確立規範的手法；有時又是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在門羅精彩的小說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並不意味着傳統的開始、過程與結局，而是一種驚人的全新方式，令讀者可以以嶄新的眼光去欣賞無窮無盡的「事物的複雜性，即蘊含在事物之中的事物」。
翻譯：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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