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
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
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
这是一段来自监狱的控诉，来自一名12岁男孩的呐喊。
在《复联4》的狂风浪潮中，一部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悄然上映，不料，这部影片却在没有过多的宣传下杀出了重围，成为了近期内地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导演娜丁·拉巴基用迦百农这个片名的意义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失序，在文学领域中，曾有人用这个词来表达混乱的意义，这也是影片想要说的东西。
通过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叙利亚难民赞恩展开情节追踪，以赞恩起诉父母为开端，用倒叙的拍摄手法回顾小男孩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磨难，从而揭开了隐藏在政治底下的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影片的开端就已经定下了残酷的基调，混乱不堪、杂乱肮脏的难民营，破败拥挤、泥土飞扬的过道，小小年纪的赞恩穿梭在街道上，熟练的做着各种工作，俨然是位成熟的“大人”了。
到店里买曲马多，面对店员的询问，熟练且镇定的回答，在环境的造就下，他练成了毫无负担说着谎话的本领，这似乎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房东阿萨德他充满了厌恶之感，因为他明白阿萨德将会是他妹妹的噩梦，他见过太多，也深谙在这所难民营中，各种肮脏的交易都是不会受人管控的，所以在妹妹初次来月经时，他担忧也恐惧，再三吩咐妹妹萨哈用完布后不要随便扔垃圾桶，他最怕的就是被父母发现，阿丽亚的例子他牢牢记在心里，不希望妹妹像他一样，被阿萨德那头猪带走。
尽管他无休止的工作，为了生活不断的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的残酷。
面对阿萨德的到来，赞恩的愤怒无处躲藏，赤裸裸的展现在眼前，他有预感，妹妹萨哈将要被父母抛弃了，就像丢垃圾一样，随随便便一个垃圾桶都能接收。
既然不能坐以待毙那就付诸行动，赞恩的行动力很强，而促使他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父母的所作所为。
妹妹萨哈是体制下的牺牲品，而赞恩则是反抗者，只不过，此时，他反抗的对象是父母，到后来，已经延伸到恶劣环境下的残酷体制和原生问题。
离家出走后的赞恩在游乐园遇到了拉希尔，一个同样没有拥有合法身份的避难者，在他无助之际给了他微薄的爱，也就是因为这点爱让赞恩感受到温暖，赞恩也明白，在这同样落魄不堪的地方，除了拉希尔没人会管自己，所以他必须抓住这微末的亮光。
而拉希尔即便已经穷途末路了，到最后还是救助了赞恩，这也是影片中温馨感人的一个画面。
但是，拉希尔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黎巴嫩政府规定，外来务工的妇女一旦生育，就会丧失一切权利被遣送出境。所以她才努力工作，攒钱去定制一张以假乱真的证件，只是，最后还是被抓了。
赞恩带着尤纳斯在出租房内等着拉希尔，左等右等，还是没有等到，他心里首先浮现的是不是拉希尔将他们抛弃了的念头，很显然，抛弃一词已经根深蒂固印在他心里。
因为拉希尔的一去不复返，赞恩从短暂的孩子扮演再次成为了需要生存下去的大人。他要面临的是血淋淋的存亡问题，他的上方已经没有了人了，他是自己和尤纳斯的“父母”，需要承担起莫大的责任，这也间接使他成为了体制环境下的第一受害者。
在露天市场上，赞恩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难民女孩梅苏姆，她深谙做生意之窍门，在底层夹缝中求生存，内心也隐藏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去瑞典。
“那边到处都是叙利亚人，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有麻烦什么的……而且那里的孩子都死于自然。”梅苏姆说出了对瑞典的憧憬，和黎巴嫩政府统治下的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讽意味极其强烈。
而在影片末尾，赞恩把尤纳斯卖给了一直觊觎着孩子的阿斯普洛，这无端讽刺了赞恩和尤纳斯之间相处的快乐点滴，以及赞恩之前对他父母行为的反感，他踏上了那条跟父母一模一样的道路。
在他想尽任何办法，做出任何努力，甚至复制妈妈的做法制作曲马多剂，一系列的行为就为了生存下去，但环境不允许，直到那唯一的庇护场所也被收回了，他彻底的爆发了，他再次深刻的理解到无能为力这种窒息的感觉，没法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只能被动的接受社会所给予的苦难。
影片中，赞恩哭的镜头特别少，一幕是他妹妹萨哈被送走时，另一幕是他卖掉尤纳斯时，这两个场景是本片的高潮点，促使了赞恩从反抗走向觉悟，剥开外衣接触更腐败不堪的本源。
在理发店，透过镜子，看到了赞恩失去了光彩的眸子，他意识到自己不单单被父母抛弃了，还被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抛弃了，无助、无力、恐慌、绝望的情绪充斥在他周围，但他不能退缩也无法退缩，看不到尽头的路是那么那么的长，他攥着的不止是卖掉尤纳斯的钱更是他的渴望。
而当他重新回到之前那个家，想要寻找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命运又给他残忍的一刀，他的出生是不被承认的，他是一个没有标签的人，他无法摆脱这种困境，而妹妹萨哈的离世更是给了他致命一击，他把反抗进行得更彻底了。
一把刀捅伤了他嘴里的狗杂种阿萨德，结果，他入狱了，命运眷顾的大多不会是那些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坏的人总是能活得更久。
观影时，有人发出疑问，电影衔接的画面似乎不是很和谐，是的，这部电影并没有遵循原始的拍摄手法，很多角色都是非职业演员去呈现，他们并不是演员，他们只是在银幕上表现了自己的真实人生，他们就是人物本身。没有剧本，没有训练，大多是根据生活经验来应对，而导演做的就是把他们在镜头下的一言一行还原出来。
主角赞恩在现实中确实是个没有身份的叙利亚难民，影片中那些情节他都经历过，街头暴力、底层交易他都见证过，所以才能在镜头前反映出这真实的一幕幕来。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相呼应，法庭上，赞恩表示：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生了我。言论一出全场哗然，赞恩起诉的单单是自己的父母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导演的处理手法很高明，赞恩的起诉最终表达的是愤怒，是质问，质问战争的残酷为什么由他们来付出代价、质问体制的残忍为什么拿他们开刀，质问恶劣的环境下父母为什么还是那么的愚昧无知，质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带给他们这样的苦难。
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样的苦难洗礼。
身不由己的环境下，非黑即白四个字难以说清，这不是个单纯的说对与错，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世界，一味的把罪责归咎到父母身上实不可取。
赞恩的父母确实有罪，罪在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如赞恩父亲所说的：我也是这样出生的，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有选择，我可能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好，有人告诉我，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你的孩子将是你的脊梁。
面对律师的发问，赞恩母亲也发出控诉：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我经历过的你经历过吗？你永远不会，因为你活不下去，换做你是我，早就上吊自杀了，为了让孩子活，我愿意犯下千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有人权利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他们没有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这种观念，面对别人的指责，他们以一句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作为辩解，与其说辩解，不如说认知更为贴切，父母的思想就固定在那里，引起他们产生这种愚昧且无知的思想是上一代乃至他们那个国家遗留下来的原生问题，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父母虽然不是罪恶的源头，却是罪恶源头的帮凶。
“当上帝拿走了一些你的东西，他会给你另外的东西作为回报，而上帝给予的回报就是她那肚子的那个孩子。”这些话深深的刺穿了赞恩的心，或许到死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赞恩会如此讨厌他们。
父母缺乏觉悟性，不断的重复着上一辈的悲剧而毫不自知，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慢慢的从受害者转变成了施害者，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到赞恩这里却突然打结了，因为他明白有些观念是错误的，所以起了反抗之心，他想要终止这样的悲剧轮回。
但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和传统观念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原生问题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就好像印度包办婚姻、人口买卖等交易屡禁不止，在一些落后的国家还保留着孩子生越多越好这样的旧观念。
况且黎巴嫩出现的多是战争、袭击、伤亡、难民等无法忽视的冰冷现实，这是个宗教、种族、多种势力混杂在一起的国家，内部动荡不安，与之相邻的叙利亚常年饱受战争困扰，因为相近，曾经还是兄弟，黎巴嫩自然而然成为了叙利亚难民的避难所。
但难民数量太多，黎巴嫩也是自身难保，虽提供了庇护场所却难以提供相对的保障措施，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而像赞恩这样的家庭和孩子很多，《迦百农》这部影片的问世让赞恩获得了合法身份，并帮助他到挪威定居，但却还有个千千万万个“赞恩”看不到生存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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