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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退休的李建国故地重游来到这个湘西小镇。虽然山山水水还在，却早已物是人非。从前的那个偏僻的地方，因为交通发展和景点建设，现在已经成了新的旅游热点。虽然街上熙熙攘攘，李建国还是感到些许的孤独与落寞，那热火朝天的知青生活仿佛还在昨天，思绪已经不知不觉中回到了那个青春岁月。
广阔天地
1967年10月，李建国和另外几十位同学在学校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湘西的腊尔山务农。当时，学校“老三届”相当多的同学，也陆续报名上山下乡赴“平湖山”等农场，或赴各公社农村插队，响应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对于其他知青点，腊尔山各方面的条件相对比较好。但是，李建国对自己以后的前途却心里迷茫，充满未知数。
李建国和同学们带着行李来到影剧院门前广场参加欢送会。会上，下乡知青按照各自家长工作单位和系统列队，周围挤满了送行的家属，领导慷慨激昂地鼓励动员。会后，知青们蜂拥而出，爬上开往各自插队地点的军用敞篷大卡车。知青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招呼着认识的同学，还没打完招呼，汽车已经开动，送行的学生扭起了秧歌。刚刚激动的心情瞬间被离别之情冲淡，前几年一直是我们送别人下乡、参军，今天是别人来送自己下乡。送行的亲人们个个依依不舍，有的不停地挥手，有的跟着车跑出好远，直到淡出泪眼模糊的视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个时候下乡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一批又一批赴湘西知青离开长沙，其中有上腊尔山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长沙知青。长沙市区四辆长沙湘运客车装满知青开往湘西，车上知青们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初中刚毕业的李建国就是这一批下乡的，开启了知青生涯。知青们也是在官庄住一宿，第二天在吉首州招待所住一宿，第三天才从吉首坐大客车往腊尔山开，因为司机不认识路，中间还差一点去了凤凰阿拉，车开到吉信才知道错了，有的说：“到哪里都行，阿拉就阿拉，”不过,司机最终还是将车调头开上了腊尔山。就是这一天，苏麻河知青吴丽说，他们到腊尔山的当天就去了苏麻河。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还记得车在大塘村口停留了一下，公路右边田坎上站着几个人在议论什么?听口音就知道是比我们先抵达的长沙知青,大概意思好像是讲：又有些上当的宝来了!
李建国他们是第一批到达大塘寨(苏麻河村第三生产队)的知青，有苗民敲锣打鼓在村口迎接。由于天色已晚，当晚七个人被安排住在生产队的一间仓库里，第二天分到住户安家，第三天出工，生产队长唐春喜组织大家修村内的小公路。
到达苏麻河知青当晚，知青们被五队的队长吴成刚接回家。李建国回忆道：“吃过晚饭后，就围着他家的地火炉边烤火、扯淡，他会说一点点汉话，有些他也讲不来的就直接飚苗语，彼此边打手式边讲，反正都是连估带猜、一知半解地交流着，柴火加了一次又一次，也不知道几点了，知青们实在太困了，打个手式表示要睡觉了，这时队长他看懂了，指着一阁楼说你们就睡这上面了。搬来一架木梯，抱了一捆稻草，铺上知青们自带的铺盖，就这样安好家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一看，下面养了几条牛，原来是睡在牛栏上。”
第二天，便搬到了知青住所。知青住所是以前知青留下的房子，共有12间房，呈一字排列。其中厨房2间、库房2间，村民占了3间，剩余的房子知青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冬天是需要自己生火的。房屋为土打墙，砖包门面，屋顶是椽檩，由泥巴涂抹覆盖。除了库房，每屋都有一门、一窗、一面土炕和一个炉台，地板面积不足3平方米。室内除了土炕上有一张席子，其它用品一无所有。知青将自带的木头箱子放在土炕一边，它既是储物柜，又是学习写字桌，也是梳妆台。一米宽的地上，放一排各自的脸盆，两人相对通过时必须都侧着身子。那时没有自来水，吃用都是河水。春夏两季还好，浇地会用抽水机将水抽到离住所不远的地方，知青们可以就近取水，秋冬就得去山下的河边挑水。
这里的一切都和家里不一样，生活的考验和锻炼才刚刚开始。
知青生活
李建国的户口迁到大队上。第一年吃的是供应粮，队里派了一位60来岁的村民杨梅做饭。初次见面，从她的眼神里就能看出她是个有着天然母性的善良女人，她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说话做事干脆利索，知青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娘。
知青们是每天都要到地里劳动的，待拖着疲惫的身体收工回去，大娘已经做好饭等着大家了。尽管条件有限，饭菜少油无肉，但知青总能第一时间吃到热乎饭。
第二年开始，知青们没有了供应粮，生活更加艰苦。知青们吃着自己种出的粮食，白面少得可怜，主要是玉米、高粱、黄米、小米和土豆，还没有蔬菜。印象中特别难吃的是红高粱磨粉做成的面，干涩异常，难以下咽。晚饭后，知青们有时会去自留地加班干活，有时会手剥一些玉米粒。尽管如此，每晚几人围着一盏油灯坚持学习，偶尔缝补衣服鞋袜。有时村里一些年轻人也会来找我们聊天，或玩扑克牌。那时我们没有钟表，晚上就开门看天上的“生”确定大概时间。
李建国去的时候才17岁，是青年点年纪最小的知青。有天晚上，宿舍6个知青就着暗淡的灯光喝着甜甜的米酒，就着花生米，霉豆腐边吃边聊，谈谈文学，美术，有时候还说一些笑话及家长里短。突然间，门被撞开了，一个高大的农民旋风一样跑了进来，边跑边就骂骂咧咧，你们小兔崽子，敢偷我的狗，我绝不饶你们。然后当他看到我们桌子上面并没有狗肉，厨房里也没有狗毛时，又跑走了。
他又像一阵旋风似地冲出门外去了。半小时以后，在砖瓦窑那边传来了吵闹声，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三毛，扁头和大嘴等人在和农民打架，知青们拉开后才问明白，原来这三个人正在烧烤狗肉吃。都打出血来了，互相都受了伤。后来赔了20块钱给狗的主人。
这件事之后，经常有农民发现鸡鸭狗羊啊，少了的，动不动就跑来找到青年点来兴师问罪。但其实青年点再也没有偷过狗啊！
正式的文化生活在农村如此贫乏，这种状况迫使知青自己寻找方法来补救：在那僻远的地方生活时，知青们不得不抓住一切和文化艺术沾边的东西，来抵抗精神的崩溃和生活的贫瘠。一个能把全套〈基度山恩仇记〉背下来的家伙，就成了我们几个月里的精神支柱，每天中午收工，顶着大太阳跑到卫生所去会半个小时的伯爵。在那漫漫长夜，他们讲故事、促膝长谈、玩儿吉他、唱歌、甚至自己谱写歌曲、阅读书书籍、写诗歌或写小说给朋友或给自己看。知青试图通过这类活动克服烦闷的情绪，同时也不让自己过分地为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担忧。
过苗年
李建国年长，有个记笔记的好习惯，日记里记得很清楚，到大塘寨(苏麻河村第三生产队)后，修了将近一个星期路就过年了。
这个年都是在住户家过的，家家户户推豆腐、杀年猪、打糍粑，办年饭，加上知青们的到耒，整个大塘村热热闹闹，充满生气。这种氛围让知青们倍感新鲜和亲切。参加推磨子豆腐，吃甑子蒸熟的糯米饭，吃热糍粑，还试着去打糍粑，打了几下就打不动了……
这样的除夕夜过了好几回，尽管要年成好且家境好的人家方有年猪可杀，总之年夜饭菜都是一年中最期盼最丰盛的。石继红还记得在石安吉家过年的一个细节，这个姓氏的一部分，保留有将一碗饭菜祭祀狗的奇特习俗。
每每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后，知青们便互相串队串门走动拜年，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走到村头的小河边，在炮竹声中回看这个谜一样的苗寨，各自思索自己的人生，在夜暮里想念亲人、遥望长沙和家里的年味。
出路
这批知青来到这里后不久，有的学习做木匠，泥瓦匠，有的做挤牛奶工喂牛，有的被选拔到了学校当老师，还有的安排进了机关办公室。他们下乡来时都是初中毕业刚满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转眼之间几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1974年9月接到上级指示，要从这些知青当中选拔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这一次有三个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这三个上大学的青年由此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都成为了体制内的人员，去大城市工作。
还有一位是 张维俊（男）人长得很英俊潇洒，下乡来农场学的是毡匠（手工制做毡靴子，做毛毡子），他身体健壮被选拔应征当上了兵，去了上海警备区。在部队当上干部后来转业到河北衡水市当了企业的领导。后来又移居到了美国。
那个年代上工农兵大学的，是三个条件：第一是自己报名后群众评议（通过开会）。第二是基层领导人推荐。第三条是政审，由农场政工部门审核家庭出身背景和现实表现，最后由领导和政工科开会做决定批准。
上面的三个上了大学，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一个去部队当兵，这四个人都是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告别离开了这个农场。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李建国考上了大学，离开青年点，完成了人生的转型，后留高校教书。
留在农场的徐宝（男）下乡后一直开拖拉机，工作任劳任怨，品德优良。后来和一同下乡的女同学 张秀玲（农场学校老师）在农场恋爱结婚了，又过了几年返回到长沙市，调进小工厂当了工人，后来企业的效益也不好，被迫下岗自己做点小生意。
1967年上山下乡的这批知识青年，他们现在的年龄也都在七十岁左右了。回首往事，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能上大学的人当中有部分人都是靠走关系上了大学。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
后记
当年艰苦之地，现在因为山清水秀成为了旅游热点，这是李建国这批知青没有想到的。 每个人走过的岁月都是一首歌，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每一代人都又共同的经历，也有不一样的人生之路。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抓住了机会，赶上了时代红利，有的人确没有。追忆如歌的岁月，五味杂陈，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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