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常与我吵架。说来可笑，不是为了我的学习，而是为了我的内务。没有摆好的衣服，没有放整齐的书，没有打扫干净的地板，没有及时除灰尘的书桌……每当他看到这些便要与我说教，批评和教育我内务整齐的重要性，之后便盯着我打扫干净。屋子里终于安宁下来，直到混乱度又堆攒到他发火的程度…就这样周而复始几年，我们吵了几年。他很多时候痛心疾首地说：“好说没用，歹说没用，你要我怎么办？！”
我也一直很苦恼。明明他说的都是相当对的话，为什么我总是听不进去。我自认不是一个执拗叛逆的人，有些懒惰，但也善于变通和学习，可为什么我就是听不进他的话呢？这好像是个普遍的教育问题。家长苦恼于道理都是对的为什么孩子总是不懂，孩子苦恼于明明知道家长是对的但就是难以照着他们说的做。
我想，不是家长的话有问题，毕竟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大道理谁都会说。解开死结的关键在于说话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写作文，引用一句话时总爱喜欢费几个字说这这句话是谁说的。除了向阅卷老师证明自己颇有文采捞几分外还有什么意义？难道一句话的价值在于谁说的？而不是这句话本身的内容？听起来可能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如此。一个乞丐说“人生而自由平等”和伏尔泰说的信服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在具体分析一句话的内容前，会主观根据说话人判断“这句话是正确的”的可能性。乞丐目不识丁很有可能是胡言乱语，没人会愿意听他说什么。而鲁迅名高望重，学识渊博，作品寓意往往深刻，“晚安”两个字大家愿意给出五种以上的解释。 事实证明，演讲者决定了听者愿不愿意分担精力在语句内容的分析学习上。听者首先要愿意去听，之后才是语句是否有价值有道理的问题。希特勒当年的竞选演讲内容尽是放狗屁，可照样凭借他天才般的口才煽动洗脑了台下的千万听众。别的竞选对手演讲的内容都比他理智正确，可是他难以服人，没人会听。这样看来，好像演讲者本身的素质比内容更重要。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家庭教育，家长首先要使子女信服自己，自己的教育方才能有效果。
那么如何使人信服自己？很简单，“以德服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这句话在家庭教育上真的再合适不过了。为何梁启超家代代名人精英？除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外，后人在采访时感言到“梁启超树立的良好家风培育了梁家人的优秀品德，这品德之家风最好地教化了梁家的子女。”祖辈的道德榜样激励了梁家代代后人。反观寒门难出贵子，我想经济条件不是直接的阻碍因素，而是父母个人的道德的培育因贫穷而受限，难以为后代起到示范作用，因而导致教育的苦难。对此我深有体悟。我家虽经济条件尚可，但父亲是典型的都市双面人，在外为了做生意挂着一张曲意逢迎的笑脸，回家后就是一张压力与皱纹的脸，时常发火拿家人出脾气。他自幼贫苦，奶奶对他的粗暴教育的恶果也影响在我的身上。而母亲与父亲截然相反，自幼村里首富，父母疼爱，人缘极好，没有遭受过现实的打击，也因而保持一颗天真仁爱的内心。也可能是我与母亲相处更久，父亲对我的责备劝诫我总是不自觉地抵触，左耳进右耳出，而母亲对我的一句看似随意的话却能一下戳到我的心坎，令我谨记。
教育的成功关键在于父母自身的道德修养。因为子女不是父母的提线木偶，发出什么指令就立马收到怎样的效果是不现实的，而父母往往偏偏会痛苦于木偶的不听话，却又怎知复杂的人怎是一根线，一句空话的道理就能任你摆布操控的。并且空话谁都会讲，可谁又能贯彻实践呢？父母若能以良好的品德亲身将一番道理付诸行动，还能为子女起到不可胜计的榜样力量。
父母与子女应是根与芽的关系。芽诞生于根，汲取根的营养，虽有后来的外在剪裁和人为呵护，但芽的品质还是由根所决定的。腐坏的根难以培育优良的苗，而只有健康的根才能孕育出美丽的鲜花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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