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耶德瓦布内，这个波兰地名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即使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网上对于这个地方的介绍也寥寥无几，百度语焉不详地说：“市内曾有纺织工厂，二战期间，苏联和德国曾入侵这里，并对这里的居民展开大屠杀，一些居民被送到集中营。”显然这是个没有风景名胜，没有丰富资源，没有煊赫历史，充满着东欧特有的冷寂、荒凉和破败的地方。但就在那里，1941年夏，用《邻人》作者杨•T.格罗斯的话来叙述就是：“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去年，终于登陆大陆的《邻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争议，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 格罗斯的这本书，早已在波兰和英语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所以，今年波兰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比康特的《罪行与沉默》仿佛有种《邻人》续集的感觉，但更像是对《邻人》的考证，是一场围绕着“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严谨的证据搜集和重审。格罗斯的《邻人》早在2000年5月便在国外出版，格罗斯被争论了十几年，所以《罪行与沉默》的开篇才会以安娜•比康特周围人对于《邻人》的态度写起。显然，包括安娜供职报社的老板在内的绝大多数波兰人对此是持强烈的抵触态度的，他们认为格罗斯哗众取宠，卑鄙无耻，深深伤害了波兰人的感情。甚至在严肃的学术会议上，安娜也目睹了波兰历史学家们面对格罗斯的复杂甚至糟糕的心情，“随后，有几个人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格罗斯著作的学术缺陷上去”。
《罪行与沉默》的开篇设计得非常巧妙，安娜用一位1941年7月10日“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发生当天目击者的话开篇，这位退了休的华沙医生在报社里愤愤不平地大声说：“说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杀害了犹太人，这是谎言”，言之凿凿，掷地有声。然而，安娜认为格罗斯的书是有根据的，有相关人员的战后证词，有战后审判法庭的文件，还有来自耶德瓦布内的美国犹太移民的回忆录，“格罗斯得出的结论非常牢靠，所提出的假定则更加不容置疑”。安娜认为格罗斯颠覆了二战主流史学观，而作为二战著名的受害者角色的波兰人面临着重审——那些曾让全世界潸然泪下的波兰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自发性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其残忍程度有时更甚于纳粹。
到底谁在说谎？事实真相又是如何？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安娜拿出自己记者的本色，决定去耶德瓦布内进行采访。虽然报社老板极力反对，但最终安娜成功地实现了采访目标，掀开了让人心悸的一幕。总体上说，相比《邻人》，安娜的《罪行与沉默》更有电影感。全书按照安娜的日记形式搭建具体文本样式，而以采访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作为章节架构，每个章节的题目很有先锋派电影的味道。如“主啊, 让波兰摆脱犹太人吧——或, 论三十年代耶德瓦布内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你唯一的机会是冒充非犹太人——或, 幸存者阿维格多•柯乔”、“我想救她的命—爱情是随之而来的——或, 拉凯拉•芬克尔斯泰因和斯坦尼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的故事”。一个“或”字不但明确了各自的章节故事，而且让全书散发着一种浓浓的电影气息，只是这部电影注定充满着苦难和人性的扭曲。也许这个“或”字也象征着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迷雾般的扑朔迷离。
这非常像黑泽明的那部《罗生门》，每个人都各执一词，都在竭力辩解着什么，又仿佛都在竭力掩藏着什么。只不过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更多带来的是更深层的人性思索，安娜的《罪行与沉默》虽然有着强烈的电影感，但安娜本人却并未想要一部哗众取宠的小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她只是想要还原真相。真相似乎并不复杂，没错，作为邻人的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虐待和杀死了同在一个小镇的犹太人，事后相关人员矢口否认，更多的沉默不语。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更多的指向是在更深的层面，这也是《罪行与沉默》有别于《邻人》，甚至高于《邻人》的地方。安娜为世人展示的不是一次侦探小说的推理过程，而是一幅发生在上世纪波兰的清明上河图。
这一点也是安娜在《罪行与沉默》中着重施力的，感觉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她花了很多篇幅在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当时的耶德瓦布内或者说波兰。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居民和基督徒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的孩子们在同一所学校，他们的居所相邻没有隔离，犹太人和波兰人往往混居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信仰，且犹太人在家里都要说意第绪语，但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人波兰语都很流利，孩子们之间、邻里之间和商业伙伴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这是《罪行与沉默》高于同类作品的地方，安娜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档案查阅和追踪采访，敏感地理出了一条线，这条线将引向最终的兽行和天良丧尽，但也为我们穿越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线索。
这里自然就会牵扯出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后来发生的惨案？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最重要的悬念就掩藏在这个问题背后，或者说与这个问题伴生在了一起，即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真的如波兰人后来所说的是德国纳粹“强迫”的么？显然，比起到底是谁做的，《罪行与沉默》更关注的是这一切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安娜的研究显示，犹太人和波兰人在一战后开始逐渐疏离，即使仍然会偶然在一起野餐，但波兰人已经开始对犹太人不友好了，到30年代后半叶，犹太人开始被波兰人拒之门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一战中波兰的损失极大，其经济受到摧毁式的打击，在耶德瓦布内地区90%的家庭都很穷。安娜援引一位波兰移民的回忆日记说，那个时候他晚上总是被饿醒，周围很多人只能在冬天捧几捧雪吃下去，以此来骗一骗自己的肚子，解解饿。
于是，矛盾出现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暗刺开始发芽了。《罪行与沉默》中强调当时的犹太家庭也一样贫穷，但偏偏比周围的波兰人总是好上那么一点点。比如，在波兰人啃雪的时候，犹太人可能会有一小撮粗制的面包屑，或者在波兰人能够刚刚吃饱的时候，犹太人可以每个星期吃一次较好的肉菜……总之，这种没有让周围的波兰人望尘莫及的差距更加致命，仿佛犹太人总是在享用波兰人踮踮脚就能够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偏偏总像是吊在前方的胡萝卜，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当这些波兰人被告知犹太人是他们贫穷的原因时，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相信了，在这件事上，也许他们并不在乎确凿的证据，他们只是想要某种情绪的出口。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欲望的满足，本质上是潜意识愿望的曲折表达。”人类总是这样，不会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的欲望，他们需要各种借口和牌坊，他们需要各种理由来为自己加冕。一方面是长久以来对于自身处境的极为不满，耶德瓦布内的暴民并非在1941年的那个夏天成为了禽兽，他们的兽性其实早就如病毒般在体内蔓延。在大屠杀发生之前的十年间，犹太人的摊位和店铺已经开始被骚扰甚至破坏，而日常的歧视和欺凌更是时有发生，即使“他们对波兰人努力做到行为得体，甚至还有点讨好他们，尽量去赢得他们的欢心”。另一方面是波兰当时的政府和各种宗教、政治及军事势力都在助推着这种情绪。1936年，波兰议会出台了反犹政策，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将犹太人贬低到二等公民的地位，教授意第绪语的国立学校失去了办学资金，波兰学校被禁止在犹太安息日放假不上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德国人入侵了波兰，虐待甚至杀害犹太人渐渐成为一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事情时，长久以来埋在普通人内心的兽性种子，终于绽放出令全人类羞耻的恶之花。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不幸一语成谶，“一大群来自耶德瓦布内和周边的人围绕着犹太人站着”，战后密不公开的法庭证词几乎一致：“聚在一起的犹太人被一群暴民包围了”，“一大群（犹太）男人被带出市场，接下来，妇女、年轻人和孩子被赶进了谷仓”，最终被他们的波兰邻居用汽油点燃谷仓活活烧死。耶德瓦布内惨案具有鲜明的“群众性暴行”的特质：那是一种掺杂着明显欺软怕硬的怯懦气质的卑劣，这些平日里和普通人没任何两样的暴民是在有选择性地施暴，他们懂得将犹太男人分离出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活活烧死的绝大部分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那一刻，良知在耶德瓦布内变得贫血般苍白，更让人心悸的是人类历史上缀满了无数这样丑恶的片段。“乌合之众”在我们的语境中，原本意味着一种力量层面的无力感和怯懦感，然而耶德瓦布内却最终印证了古斯塔夫・勒庞的一针见血。勒庞发现群众在革命进程中总是扮演着摧枯拉朽般的角色，在人们群聚的场合里，个人理性往往下意识地被情感所取代，人类的愚蠢反倒更容易表现出来。安娜在《罪行与沉默》中显然充分反证了这种情形，她为全书定下的书名也许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罪行”与“沉默”并不仅指耶德瓦布内当年发生的惨案，还有后续数十年当事人的沉默。“罪行”与“沉默”更为我们揭示了“乌合之众”最终酿成“群众暴行”的微妙条件：当鲁迅先生在《药》中描述群众围观军阀杀害革命者时的“沉默”出现时，“罪行”距离我们还会远么？
当那些平时看似“人畜无害”甚至有些窝囊的“沉默的大多数”被集体性的浪潮裹挟，便会失去自我，从而卷入难以遏制的群体感情宣泄中。他们会披上民族主义或宗教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外衣，内心默念着“法不责众”的咒语，将体内在阴暗处发酵多年的黑血点燃，然后狂热，最终去让整个人类蒙羞。《罪行与沉默》是本让人绝望的书，因为安娜再次提醒我们，乌合之众的良知从来都是贫血的。因为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平等和富足，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剔除欲望和嫉妒，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摒弃掉乌合之众的因子，二战中的耶德瓦布内是这样，二战后的世界依然是这样。
1994年，全人类似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欢欣鼓舞，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让当时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也让他们对自身充满着期待。然而，就在那一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爆发了。在4月6日至7月17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消失了，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了侵犯。大量的胡图族平民参与到这场大屠杀中，他们拿着砍刀和削尖的棍棒发疯一般冲向昔日一同生活的邻居……这一幕虽然极端，但我们却并不陌生，安娜的《罪行与沉默》正是写的这种悲剧。而当我们将思绪向远方放去，也许会不由从黑皮肤的胡图族暴民想起白皮肤的法国人，当时他们在广场上也是群情激昂，他们发疯一样把路易十六和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们纷纷送上断头台……
这样看来，安娜之所以历经千辛万苦也要穿越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也许正是因为她不仅想要为过去找到真实的墓志铭，更想为未来留下警醒的启示录。而《罪行与沉默》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也不仅仅是被书中的内容震撼，更在于掩卷而思时的余响。永远不要傲慢或天真地认为耶德瓦布内的罗生门，是一件距离我们极为遥远的事情，在几年前的反日游行中，不正是有人将石头砸向了自己邻居的汽车么？更不用说在新世纪的网络时代，这种乌合之众贫血的良知正在以网络暴力的形式繁衍和流行。阿伦特萃取和诅咒的“平庸之恶”永远就在我们身边，在每个人心里。因此，19世纪的勒庞仿佛在为历史上所有的绝望诊脉，又像是在为21世纪的我们寓言，他说：“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需要更多像安娜•比康特这样的独立思考者，也需要更多人独自穿越无数类似耶德瓦布内这样的罗生门。
当安娜采访当年审理耶德瓦布内的检察官拉多斯瓦夫•伊格纳季耶夫的时候，她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调查中你感到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对方答：“当我在发掘尸体的过程中看到婴儿的齿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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