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爰的母亲于二OO五年农历七月初四，不幸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从发病到去世只有十三个小时，享年七九岁。
母亲的去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限的悲痛，在四天里，我更是以泪洗面，久久地坐在母亲身旁，多么希望多看母亲一眼。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正值台风”麦莎“在渤海东北部登陆，受台风影响，那几天，阴雨连绵，时断时续，好像老天爷也知道此事，为我们失去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到惋惜，和我一样，不停地掉眼泪。
在那几天时间里，我茶不思，饭不想，天论谁劝我，也无法减轻我对母亲的思念。
母亲去世的头一天，我们哥七个，只有我和二哥在家，其余哥五个都在内蒙搞基建，母亲去世时，连装老衣服都没有准备好，是在外面买的，这让我心里更难过。
母亲干了一辈子的缝纫活，在去世时，都没有穿上可身的服装，这才让我明白了母亲生前为什么特别喜欢女儿的原因。
我心里又急又痛，不到第二天我的嗓子就说不出话来。
当天头午，哥五个都回来了，一阵悲痛之后，都在张罗后事。
找一些生产队的年青同志去上山打墓，三哥是木匠出身，张罗椽材，在海城英洛顾一帮吹手，厨师也很快找到了。
所以的事务都不用我去参与，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大家也知道我对母亲的感情，也都理解。
一愰，母亲去世已经十三年了，今年三月份，我把多年想用写文章的方式，纪念母亲，于是我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了三千多字，投到当地主流媒体，很快得到采纳的回复，就在清明前的四月三日，发表了纪念母亲的文章，也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也是我对母亲的最好纪念方式，并配发了我结婚时的全家照，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全文如下，题目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
最近，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一次背娘》，作者是山东老年大学副校长刘俊奇教授。他孝敬老人，感恩母亲，致诚之至，读后使我深受感动。于此同时，也触碰到我的敏感神经，勾起了我对远在天堂母亲的无限思念。
母亲小时候是个苦命的孩子。7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当时，母亲身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没满周岁，外祖母的去世，给母亲的幼小心灵造成了重大打击。16岁时，母亲嫁给我们沈家，我们家当时是周家黄泥屯屈指可数的富裕户，可谓丰衣足食。不曾所料，土改时，祖父被划为富农，土地被瓜分，资产被没收，爷爷奶奶每天晚上还要轮流到村里“上大挂”，受酷刑，逼浮财，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就在当时，姐姐和五叔都在哺乳期，轮到奶奶挨打时，五叔在家里饿的“哇哇”直哭，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善良的母亲看着不忍心，就用自己的乳汁为五叔充饥。时间长了，母亲担心奶奶因酷刑断乳，多次顶替奶奶去受刑。几经折腾，祖父家的财产几乎荡然无存。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粮食不够吃，祖父逼着母亲和伯母每天都要到村里敲锣要饭，伯母担心狗咬，退缩不前，母亲毅然勇敢地走在前面，她用柔弱的身躯和无畏的勇气面对风险，为家庭免受饥饿与困难抗争。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父亲被国民党抓丁服役后不久，不到三岁的姐姐因农忙无人照料，不幸夭折，母亲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姐姐的早逝，让母亲一生始终不能释怀。
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营口县政府开始修建周家水库，我们家被迫从周家村的黄泥屯搬到了于家村。初到于家村时，我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暂时借助外祖父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公社开始刮起“共产风”，社员免费吃大食堂，母亲经常要到大队里洗面袋，洗一个面袋只挣3分钱，为了多挣钱，母亲每天能洗几十条面袋，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母亲的手腕落下了疾病，只要用手干些吃力的活，手腕就会疼痛，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因为这点痛苦放弃她的职责。
文革时期，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当兵、上大学、打工、入党入团都受到限制，几个哥哥都只好窝在生产队里劳动。业余时间，母亲安排几个哥哥拜师学艺，掌握一技之长，我的大哥和三哥很快成为村里有名的瓦匠和木匠，二哥虽然没有学技术，但后来被社员们推选为我们三队的小队长，为日后成家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消费品实行配额制的年代里，由于我们家人口众多，劳动力少，晚上分粮的时候，生产队拒绝给我们家分粮。我和母亲在场院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家高高兴兴地把粮食领回家，母亲大惑不解，询问后才知道，我们家的人均工分没有达到生产队的要求，情急之下，母亲立刻提出一个让人吃惊的想法，决定把家里准备过年屠宰的肥猪交给生产队顶工分，当场征得队长和会计同意，回到家里，父亲非常支持母亲的决定，第二天上午，母亲含着眼泪看着几个小伙子把年猪抬到了生产队，最后才把全家口粮领回来。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成分拖累，大哥和二哥的婚姻都受到极大影响，母亲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非常担心两个哥哥找不着对象。为此，母亲为了两个哥哥的婚姻，操碎了心。其实，那时候父亲也非常着急，因为对两个哥哥要求十分严格，父亲常常因为他们的一点小毛病，说打即骂，毫不留情。由于父亲脾气暴躁，每次生气时都不能按时进餐，母亲一边劝说父亲，一边批评和埋怨惹事的哥哥，父亲打他们的时候也从不拉架，只是默默的心疼自己的孩子。母亲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任何事情同父亲吵过架，不管父亲的做法对与不对，过与不过，从来不加以干涉和指责。对待社会的不公待遇，从不抱怨，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加以补救和改善。艰辛的岁月，给母亲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极大伤害，在母亲身上坐下了许多疾病。特别是在冬季，母亲的头疼和胃病一旦发作，常常整夜不能入睡，不知吃了多少中药和西药，始终没有完全治好，时好时犯，只要病情稍微好转，母亲就像一台上满了弦的机器，家里家外，不分昼夜，忙个不停。
七十年代初，在省外工作的两个舅舅，以300元的价格把我们家暂时居住的西下屋三间房子卖掉，我们家不得不搬到了已经闲置多年破旧不堪的西上屋。1974年，两个舅舅又打算卖掉我们家正在居住的三间半房子，母亲和父亲商议，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买下来，否则，将无立足之地。经过与舅舅艰难沟通，最终用当时市场2倍多价格的1340元买了下来。1975年2月4日，海城、营口发生7.3级强烈地震，买了不到一年的房子顷刻间被震倒，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过了几个月，在春暖花开时，父母组织我们临时搭建了两间简易房，一住就是两年。在母亲的积极倡导下，通过精心筹备，全家齐心协力，仅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在原来的废墟上，建起了一座震后村里第一家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五间新瓦房，这让当时的村里人羡慕不已。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里的情况渐渐有了好转，我们兄弟七个都长大成人，先后都成了家，就在母亲应该享受清福的时候，父亲于老弟成家后的第二年得了脑血栓，半年后又瘫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多。要强的母亲为了不连累我们，一个人挑起了护理父亲的重担，四年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起早贪黑，母亲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偷偷流过多少泪，一直到坚持把父亲送走。现在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感到无比的内疚和阵阵心痛。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家里用的烧材，除了生产队每年分给每家每户有限的之外，其余的都要到山上去获取。不分四季，春夏秋冬，母亲和同伴还有我们常常要走三五里、七八里，甚至十多里的路程，冒严寒，战酷暑，过冰河，蹚河水，翻山越岭，为的是有材烧，吃熟饭，睡暖炕。听母亲说，在冬季或初春上山割材，由于肩扛沉重的材火，路过冰面时，多次掉进冰河里，冰凉刺骨的河水侵蚀了双脚和裤腿，从来没有怨言，仍然义无反顾。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母亲的行为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每个人，成为我们兄弟的自觉行动。每到冬季时，我们家房间的温度都要比生产队里其他家庭高几度，男女老少不管白天晚上，都愿意到我们家做客。
民以食为天，春种秋收，铲草除虫，母亲从不缺席。上山捞茧，下地检粮，眼疾手快，母亲绝对是一把好手。烹调煎炸，蒸煮烙点，干鲜兼做，母亲样样精通。特别是在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期间，每家每户都要做豆腐脑和摊煎饼，母亲更加忙碌，除了要做好自己的家务外，还要经常帮助左邻右舍分析解决技术难题，并常常为她们做示范。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给小孩做猫鞋是母亲一绝。从打样绘图，到彩线绣花，做出的猫鞋，栩栩如生，让人赞叹不已。由于母亲的一手好活，许多妇女向她讨教，母亲每次都能耐心地帮助她们，从而教出了许多徒弟。在大队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中，母亲都是绝对主力，每次都冲在前面，及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与临为伴，与临为善，舍得是福，是母亲遵循的一贯原则。七十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家和上院李家住的是七间连体房，中间一间是通往后院的过廊，地震发生时，房屋被震倒，从此以后两家一分为二。按理说，过廊应以中间线为界，一家一半，由于我们家先于上院重建，房身往西错了一些，并以过廊西墙为边界，套上两米多高院墙。过了几年以后，上院也盖起了新房，过廊没有征得我们家同意后全部占用，由于亏理，他们家人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我们家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惹得我们家老少非常不满，几个哥哥多次想找他们理论，但考虑是母亲的近亲，在母亲极力的开导和劝说下，我们兄弟终于放弃了本该属于我们的这种合理要求。
母亲的慈善有目共瞩，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经常教育和鼓励我们兄弟这样做。过去在农村，每年冬季到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挖菜窖、起圈粪和上山打大材，这些劳动都是农村公认的重体力活，我们队里有几户家庭，常常由于体弱多病、没有男孩，无法完成这些体力劳动，母亲见此情景就会要求我们出手相助，为那些困难户解决燃眉之急。到秋收时，谁家的粮食在地里没有及时回收，只要用户打个招呼，我们兄弟都会无偿地及时给予帮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善心换来了善报，从我二哥开始，兄弟们的婚姻都非常顺利，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邻居们都能积极相助。
抚今追昔，我们无限感怀和思念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铭记在我们心中，她那博大的胸怀和宽厚慈善的优秀品质，仍然激励着我们后辈不断发扬光大，她的思想光辉，犹如永不熄灭的一盏明灯，永远照耀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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