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不是有些人需要的正能量，不是令人振奋的中国传统医术大战病毒的精彩故事，那种故事已经够多了。我只是为世间多固定一个古代医术抗疫的反例。
所谓反例，就是“不顶用”。
但是现代有现代的医术，古代有古代的医术，在孙桐生的时代，得了病只有中医可看，要吃药也只有中药可吃。那些医生那些药，都只能对付一些常见的跌打损伤花柳梅毒，假如遇上类似今天新冠病毒这样的大灾大疫，能决定一个人是继续站着还是永远睡着的，是体能和人品。
孙桐生是大清国四川直隶绵州人，大清三百年，他在文化上的造诣，稳稳的本地前几名，他也精通中医，假如没有读书求仕的机会，他挂个招牌行医，估计只需要历练几年，就会成为一个名医。
古代医术的医理药理，对于古代的士人，毋宁说是一种轻松掌握的常识，很多文人都能用病理药理讽世寄情，咏怀述志，那些诗词歌赋，信手拈来，生点小病，该吃什么药，自己心里先就有数。孙桐生在这方面比之普通士人，更胜一筹，因为他缴过最昂贵的学费——人命。
道光二十六年，孙桐生二十三岁，已经成家，有两个儿子，前程看好，举人、进士，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就在极惬意的人生上行轨道上，他重重摔了一跤。
这一年，孙桐生的长子知让患麻疹后，误服了一个冯姓医生开的药，两岁的小宝贝就此夭折。遭此打击，孙桐生对医疗卫生方面的事情特别上心，他买来药书，研究医理，自学成才，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后来家人生病，请医生诊治处方后，孙桐生还要细细斟酌，严格把关，以避免悲剧重演。
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自己懂医，为什么不自己处方，还请医生干嘛？这就有所不知了，古代行医，也是要办理许可证的，有证，才称得上“执业”，否则就是“玩票”性质。懂医和行医是两个概念，过去有人说，手上没几条人命的医生，不可能是好医生。话糙理不糙，临床经验对医生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孙桐生没有“实战”经验，也就不能处方——没那份勇气。
对于这种不处方、但分明又是内行，隐隐然的“专家”身份，孙桐生甚至有点小得意，他自己说，“……凡家中人口患病者，延医诊治外，仍详查病源，核对药性，以后遂少贻误”。
再伟大的古代专家也对付不了疫情很快就来了。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灾难突如其来，绵州“瘟疫盛行”，孙桐生两位庶母李氏、杨氏，大嫂朱氏、侄曾孙怡曾，相继去世。三月十四日，他的母亲陈氏也不治身亡。五口人里，有长辈、有同辈，有晚辈，孙桐生用八个字“百药无灵，呼天莫应”记录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状态。
除了孙桐生的记录，目前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场瘟疫的记载，它的传播范围、致死人数，今人也无从得知。
连翰林孙家都死了五个人，绵州的平民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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