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时，赵高有罪，蒙毅案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犯了罪，蒙毅负责审理案件，论律赵高应该被处死，秦始皇赦免了他罪责并且重用了他。长子扶苏喜好直接谏言，秦始皇大怒，便派遣他去北方监军蒙恬驻扎的上郡。秦始皇东游会稽郡，沿海边走过琅琊，少子胡亥、大臣李斯、蒙毅、太监赵高跟从。半路上秦始皇患病，派遣蒙毅回到山川上进行祷告，蒙毅没有返回来秦始皇便死去了。李斯、赵高修改了秦始皇的遗诏，立胡亥继承皇位，随后杀掉了扶苏、蒙恬、蒙毅，最后也亡掉了秦朝。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帐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pi4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致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余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轼说：秦始皇治理天下所有轻重缓急的形势，能够使内政外交相互配合以此禁止奸党行动防止祸乱发生的对策，可算使非常严密的了。蒙恬带领三十万的军队，威震北方边界，长子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行动，而蒙毅作为谋臣就在身边侍奉。即便有大奸贼，有谁敢窥视他拥有的江山吗？不幸的是在途中患病，祭祀山川还是有别人可以去的，却派遣蒙毅。所以赵高、李斯的计谋才能得逞。秦始皇派遣蒙毅的时候，蒙毅面见秦始皇，当时的情况是还没有确立天子的人选，在这个情况下离开秦始皇的身边，两人都不能算有智慧的人。然而上天要灭亡你的国家，发生的灾祸和失败必然出自于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圣人治理天下，从来不依仗智慧来防止祸乱的发生，而是依仗自己没有能招致祸乱的途径啊。秦始皇招致祸乱的途径就是任用了赵高。那些掌权太监带来的祸患，就如毒药猛兽，造成的灾难没有不是裂肝碎胆伤亡惨重的。自有文书记录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这两个太监还算是善良之人，但怎么可以在千万人中希望有一二个这样的人呢？所以才招致必然亡国的祸患啊？然而君主们都是甘心这样做并且不后悔，如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这些还不能过多是责怪，即便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都是深陷于赵高、弘恭、石显的祸患，君主们都自认为是非常聪明人中俊杰，那些受过宫刑的奴仆能有什么作为呢，等到国家灭亡朝政扰乱，他们也就与昏庸的君主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我写出来表达我的观点，以诫勉后世的君主不要像秦始皇汉宣帝那样。还可以说：“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不可以说没有智慧，扶苏是秦始皇的亲生儿子，秦朝人爱戴他很久了，陈胜假借他的名号就可以让天下大乱，并且蒙恬还在外拥有重兵，假使二人不是马上接受诛杀而是又有所请求，那么李斯、赵高二人就没有更多的策略了，以李斯的智慧而没有考虑到这些，为什么呢？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确的治国方式，是有很多根源的，岂能单单是秦始皇的罪过呢？自商鞅变法以来，把死刑作为了是很轻的刑罚，把诛灭三族作为了经常用的刑罚，臣子们都是在顾虑恐惧的环境下，以得到一死成为了幸事，谁还有机会再去请求呢！当他的法律施行的时候，只要索求没有不能获得，只要禁止没有不停止的，商鞅自认为可以和尧、舜排名次并且商汤、周武之上啊。等到他逃亡的时候却没有容身之地，在此之后才知道制定法律的弊端，这岂是单单商鞅后悔，秦朝也后悔啊。
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
荆轲的突发事件，持兵器的侍卫眼看着秦始皇环着柱子奔逃，却没有去救的人，这是因为秦朝法律严苛的原因啊。李斯之所以要立胡亥为继承人，不再忌讳扶苏、蒙毅二人的原因，是知道威严的命令一直是这样通行，作为臣子们是不敢再次请求的。二人不敢请求的原因，也知道秦始皇的凶狠强悍是不会收回命令的，怎么知道是虚假的命令呢？周公说：“平等的态度容易接近人民，而人民也必然会归附于他。”孔子说：“如果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受用的话，那它就是'恕‘吧？”如果以尽心工作宽以待人作为本心并且以平等容易做到作为治国的政策，那么朝廷就会容易知道并且民间容易传达，虽然有卖国的大奸贼，也没有他能利用的机会，仓促之间发生的突变，也就没有发生的源头了。然而论令行禁止的能力，可能会达不到商鞅的，但是圣人终究不会以他那样而改变的。
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商鞅是通过搬运木头建立了信誉，通过对于丢弃灰烬在道上的人重刑建立了威信，对自己的亲戚师傅进行了刑罚，积累自己的威信达到了极点。对于秦始皇，秦朝人视同他们的君王如雷电鬼神，不能预料。古代的时候朝廷大臣有罪，三次宽容后才制定刑罚。今天却到了派人假传圣旨杀死太子而没人忌讳怀疑，天子也不敢有请求，这是威信过高的缘故啊。那些以法律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反受其害或者涉及他的子孙后代的。汉武帝与秦始皇，都是在杀人方面非常果断的，所以他的儿子如扶苏那样仁贤，就是死也不会请求，如果是戾太子刘据的那种强悍，那就是即便造反也不会诉说，知道诉说也是必然不能明察的结果。戾太子岂能是想要造反的人呢？这些计策都是出自于无可奈何啊。所以作为像这两个君子的人，只有死或者反这样的结果。李斯的智慧，大概是知道扶苏是必然不会造反的。我再次表达出我的观点，以诫勉后世那些杀人果断的的君王。
读后诗曰：
赵高阴毒李斯苛，矫杀扶苏祸乱多。
唯法弊端应有悔，但行忠恕息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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