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词。其英文翻译为form,指代事物在世间中存在的方式。但是在哲学中,可能并非这么简单。
形式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事物存在的本质,也就是终极实在。在那个时代,众多智者都在追问这个世界的本质。比如泰勒斯的“万物源于水”,德谟克利特的“万物构于原子”(多元),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源于火”(动态)、巴门尼德的“存在即在,不存在即不在”……这些观念在如今发达的科学世界中可能荒谬至极,是个人都知道这世界是由118种化学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而构成的。但换一种思维看待,在那样一个时代试图去解释世界的本质,正是开通了人类迈向强大的道路。这里的强大不是指身体的强大,而是精神。一颗会思考的芦苇面对多变的自然,如能呈现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的状态,达成意义的实现。可以说,对本质的不断追问,就是在解释形式,也正是哲学本身。
而哲学体系真正的形成,要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基的形而上学论(metaphysics)。所谓的“第一哲学”从何而来,就是柏拉图的“两个世界”,也是他他眼中的实体。一种形而下,我们生活在其中,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一种形而上,看不见摸不着,绝对真实的、不变的存在世界。前苏格拉底世界观中,思想家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由一种实体构成就是由多种实体构成。可以看到,柏拉图尝试将前苏格拉底世界观进行整合,两者可以共存。想要认识到不变的永恒,就需要先在变化的世界中历炼自己的理性,并知道如何去爱(与“好德如好色”有关系)。一棵树如何存在,就在于我们是怎么看待这棵树的。
来自于著作《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就能很好的表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看似其中的话语都是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一位学生的对话,事实上柏拉图是借用苏格拉底的口吻述说自己的世界观。现在,我们称其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家需要在政治家的身份中成就自身,否则就是一种损失。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哲学家是否一定要从政,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这张图片为主展开论述:
如何解释这张图片呢?其实当初在王校的儒家课程中我们都写过对此的论述。但是湛老师又给予了我心的领会。我会尝试结合。
总体来看,图片一共展现了5个意象:左下角这带着脚镣的人、墙壁右边拿玩偶演戏的人、一团火、一群顺着火之外的梯子向地表攀爬的人、洞穴外的人。洞穴外的人被柏拉图称为哲学王。一个人从戴脚镣到哲学王,可看作教育,也能看做向善而生的过程。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由自然到自由的过程。在到达“善”之前,我们都在常人活着的世界中存在,灵魂被某种事物“囚禁”。可能是脚镣,可能是影像,也可能那团火。脚镣和影像都是一切“习以为常”。而演戏者虽然有更多的自我意识,但没有火,也不能通过演戏控制脚镣者。那么火是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是谁点燃了这团火?没错,是人。一切高楼大厦,一切电力资源,一切意识形态,一切山水,都是我们存在的世界。它们会对我们的观念形成主要的影响。没有他们,我们会认为我们脱离了世界,会感到出奇的不适。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一个人在世界中存活的基础就是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三观。如果常态的观念被打破,那么所支撑自己生命的价值会变得一文不值。比如16世纪的科学界面对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仍然选择守旧,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学者面对新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自杀。对应洞穴中的意象,就是这团火不断的改变。构成火的要素不断发生变化,这个世界也在不断更新中。
那么如何理解后两者?他们是追寻真理的人,想攀爬,通过看到太阳的方式脱离洞穴中一切因素的束缚。但他们也会感到不适,其实就是太阳太过于耀眼。充满光明的世界自然需要初出洞穴之人的适应。一旦适应,那么他就领略到了太阳的终极实在性。这一刻,哲学家就诞生了。
而对于哲学家而言,在达到光明世界后会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回到洞穴,一种是停留在光明世界。对他们而言,如果做出了选择,就需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就需要重新进入洞穴,当“王”。
哲学王如何用自己所体悟到的真理来改造世界?这并不简单,不仅威胁重重,而且要面对复杂的人性。但在柏拉图看来,你都是哲学王了,肯定不会惧怕这些恐惧,而是能得心应手的处理。你在洞外接受过最高级美好的洗礼,掌握了绝对的智慧与真理,所以你理所应当的不会稀罕洞内洞一切。既不会被收买,也不会被打击。反而,你可以通过撒高贵的谎言来完成自己的手段,将真理“走私”给洞内的人。当然,在我看来哲学王也需要保持“中庸”的状态。否则,哲学王会从王掉为普通人。so,重新适应黑暗的生活,重新完成灵魂的转向非常重要。上升与降唯,都需要灵魂的转向,方能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而这恰巧就是当下教育需要具备的核心。
回到主题。(这部分怎么总结,老师能不能给一些建议)
补:(上次作业没交是生病了,在医院输液和休息了太长时间,这次简短补充一下)
PS:关于中西方哲学区别的话题,我在湛老师的话中有了新认识。在我看来,影响其最深的是中西方不同的历史社会体制。在《乡土中国》中,可以明显发觉,中国的社会充满了人情世故,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通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在与存在者互动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实在。不同于西方对本质的追问,儒家更为“本”。这样的道理看似毫无其独特性,但这就是“情本己”。康德也提倡过实践理性,而孔子在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以人伦道德为主的哲学容易早熟,缺乏了对科学理性(理论理性)的追求的积极性。这样的本质就导致了实用性的缺失,让中国千年的制度从未有大变化。并非古人没有智慧,而是很难在这样一个地缘体制中“破局”。在西方看来,“为什么思而不学”是个伪问题。只要思的极致,哪怕通晓一点点本质,就是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实在。当然,以人为主的哲学也并非一文不值。民族的存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中国体制中的所有事理,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人为主的哲学,最难做到,也最容易。因为它存在于生活中,也存在于理想中。每个人应然做到的就是实现身为人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让我们不断的注意。这何尝不是一种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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