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从陶渊明的《责子诗》说开去 

                                  文／网风

        在中国，稍稍有点文学素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陶公，还有他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但了解陶公的《责子诗》未必就能占这其中的多数了。       

        陶公的《责子诗》全文如下："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句通俗易懂，字里行间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责怪孩子的同时也充满了自责。       

        宋时苏轼的同乡家颐在《子家子》中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这话也在陶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喜好读书，满怀积极进取之心的陶公在看透了官场尔虞我诈之后，毅然决然挂印辞官，在耕读自适、隐居不仕的生活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灵富足和精神自由，因为有了融入大自然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再加上勤学苦读造就的绝世才华，他的性情与田园自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契合，他也由此创作出了大量的流光溢彩、脍炙人口诗句，为后世树立了一座无人能超越的田园诗的艺术高峰。《晋书》、《南史》、《宋书》皆有其传，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很高，对后代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在宋元之后，甚至一度被推为屈原以后、杜甫以前唯一一人，欧阳修还曾如此称颂他："晋无文章，惟陶公，《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他的归隐，正是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体现，也是道家崇尚自然醉情天地的最高境界，在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之下、在桑麻稻麦蔬果花草的田园之中，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织而衣，真正走向了淡泊、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       

        陶公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相当于现的副国级或是正部级国防部长），但到了陶公这里时已坠入"寒门"，身为庶族的陶公少时既志存高远："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又心向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使他在42岁以前的思想不得不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之上。从江州祭酒到镇军参军再到建威参军再到彭泽令，尽管他一直徘徊在官吏的低层，但仍难免被官场的风气裹挟。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是外因，真正促成陶公归隐的内因，主要还是受当时流行的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影响。权势、功名、贪欲等本身都是违反自己的异己力量，当个体精神从"形"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人对名利地位声誉的追求就不会那么迫切了，更何况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也正因为如此，陶公在决定辞别彭泽令归隐时，没有沮丧，更没有留恋，而是产生了一种大梦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居家、责子、交友、饮酒、弹琴、采菊，甚至读书、耕作，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也是在这自然中，他积极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归隐的生活也给陶公的人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苦和遗憾，特别是为他的"教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从陶公的诗文中能寻找到一些"踪迹"。陶有两任还是三任妻子无从考证，但有5个儿子是铁板钉钉的事。陶公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一些古代高洁的隐士，兼及隐士的妻子。说她们都是甘心隐居，过贫苦生活的，甚至还有妻子鼓励丈夫这样做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很多人在险恶的官场、浑浊的商场中周旋，的确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为了要让妻儿老小生活过得更富足一些。尤其是古代，女人没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附于男人，男人放着官不做，却选择面朝黄土面背朝天的生活，但天长日久能不生怨言的少之又少。这在陶公50多岁时所作《与子俨等疏》中能得到部分印证："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常被王孺仲妻子的话所感动，既然自己也裹着破棉絮御寒，又何必为儿子的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呢？这与我现在告诫儿子你们是一回事，遗憾的是我的邻居中没有求仲、羊仲那样志同道合的高士，你们的母亲也没有像老莱子妻子对待家人那样对待我们，我怀抱着这样的苦心，内心实在惭愧。"结合《责子诗》的文意和创作时间来看，陶公从40多岁到50多岁这10年多的时间中，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未必高度和谐，应该不会如萧统在《陶公传》中所言："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很有可能陶公之妻在此期间反复提醒过陶公应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甚至不排除催逼陶公重返官场，以便为陶公的5个儿子的求学创造更便利的外围环境。心意已绝的陶公恰恰将耿耿于其妻不能与己同志，从而将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与妻子的关系上，却疏忽了教育孩子这件最紧要的事。由是观之，陶公在这方面未免有些"自私"。躬耕隐居，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劳作，偏偏陶公又兴趣广泛，又是饮酒又是弹琴又是采菊，哪里有时间亲自教导5个儿读书作文？自己不亲自教导5个儿子，又无经济实力请人前来教导儿子，如此，在乡村之中，在山野之内，陶公的5个儿子又怎能通情达礼？又怎能明经达道？史料记载，此间陶公屋漏又逢阴雨，一家人所居住的在乡下的房子因一场意外的大火被付之一炬，陶公此后物质生活之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了，喝喝喝的结果也只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了。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是陶公晚年所作之诗《乞食》。据说此时陶公已62岁，体弱多病，常饥寒困顿，而又赶上灾年，不得不向人乞食，根据乞食的真实经历陶公写下了此诗。陶公秉承的"受恩欲报，饮水不忘挖井"的传统美德跃然纸上，但其晚景之凄凉也让人读来有泪。毕竟，他尚有5个儿子在世啊！

        纵观陶公一生，因喜好读书，他本人大部分时间的确过得开心滋润。有信为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待到"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时，也就是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才想起教育这非一母所生的5个儿子要"兄弟为重"，向管鲍之交学习，但陶公大概是忘了最简单的道理，对于不好纸笔的一众儿子来说，他们长期"贫而无业"，谁又能保证不"无事而生非"。

        前日，在网上看到一段颇令人感触的话："人在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借口工作忙而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在年老的时候，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去烟，而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足以让你晚景惨淡。"从陶公的《责子诗》看，陶公不成器的孩子不止是1而是5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陶公为什么会在晚年写下这首《乞食》之诗了。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陶公的笔下，诗意万千。无论是最初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公是"古今隐逸之宗"，还是近现代从诗派角度称其为"田园诗人的开山祖"，陶公在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其影响之深远也不容否定。其诗洋溢着的活力与趣味，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其耿介操守和不凡志趣，展示了高洁的人格魅力，更是受到后人的无限崇仰，但这并不能掩盖陶公在"教子"上的失败。当下，在举国百姓都将"富起来"的时候，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没有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的。人们也越来越舍得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投入，包括时间和金钱，这是好事。毕竟，孩子在三观未形成之前，注定要受教育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墨者黑，近赤者朱"。 也许，我们终究是一介凡夫俗子，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永远无法抵达陶公的高度，但我们仍会发自内心地为陶公惋惜不已。此刻，我在想，如若陶公不向官场或是权贵俯首屈膝，但能在"教子"方面哪怕分出读书方面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他的5个儿子中在成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行将收笔，摘家颐在《子家子》中部分所言与大家分享："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攻其病，废一不可"……

        愿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能都如愿收获"初心"。

        2018.7.16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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