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评论员 左涛）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人在外交上，放低姿态，将自己定格为“罪人”，用“赎罪”的态度，对待周边国家，放弃战前所有的德国利益，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两德统一。相比于隔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德国人用自己坦诚的态度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尽管如此，负罪感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对极权主义反思的影片，《浪潮》就是其中之一。
极权主义，这个词汇很容易就让人想到中国几十年前那场由于极权以及个人崇拜而导致的灾难。在那个时候，原本天真单纯的大学生忽然间成为了施暴者，而施暴的对象是平时尊敬爱戴的长辈、老师。更可怕的是，所有人都沉浸其中，那是集体的狂欢与悲哀。而《浪潮》与这场灾难极其相似，环境控制，建立权威，严厉纪律，通过纪律排斥掉个人意识强烈的人，只要独裁者一声令下，甚至可以对上一秒的好友大打出手。《浪潮》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复兴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短短五节课，所有原本喊着“自由”与“民主”的同学都成了极权分子。这就不由得让人深思，究竟为什么，人会如此简单就沉浸其中？崔卫平说：“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回避思考——既不想思考又没有能力去思考，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灾难的社会根源。”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思考？在“洗脑”前，电影从几个细节侧面交代了当时的背景，时代精神是娱乐（Google最多的是“希尔顿”），缺乏理想追求，缺乏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目标，因而缺乏归属感和力量感。进展不顺、一盆散沙的话剧社和水球队便是例证。而“浪潮”的出现貌似让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集体的力量使得弱小的同学逃离了校园暴力，放荡子放弃吸毒乖乖来上课，自卑、没有安定感的男主角“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话剧社和水球队开始明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但就像老师的妻子所说：“你们已经过火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影片中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么做的性质以及后果，他们的想法是：“反正大家都在这样做，肯定没错。”
这个“大家庭”并没有獠牙，一击致死，它有的是无数根针。当你被针扎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异样，但是并不要命你也就没太在意；后来针多了，你也就习惯了，不知不觉间已千疮百孔。于是老师把妻子的规劝当成嫉妒，甚至用“上课前要吃镇静药”来攻击这个自己曾经最爱的人；男主角在和女主角爆发激烈争吵后，直接给了她一巴掌；那个曾经弱小的同学买了一把枪，甚至爱上了用枪威胁别人的感觉。“浪潮”的所有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变得疯狂和暴烈了，而原本软弱的、自卑的人所受影响越大。
中国人看这部影片总会产生一个疑惑，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没有产生“浪潮”这样的组织？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与影片中如出一辙：上学穿统一的制服；有统一的集体头衔；回答问题要举手且要经过慎重思考，尽量简短；把隔壁班当做竞争对手……但很明显的，我们对班级名义上的“独裁者”——老师们的看法，有尊重，也有敬佩，但绝对没有完全信服。所以“独裁者”的命令我们不一定要听，话不一定要全信，因为我们明白他们也不可能是一直正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1967年，美国教师Ron·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事后，Ron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狂热群体的根源在于没有自我认知价值感，而这样的人群迫切需要归属感，需要一个集体来彰显自我价值。埃里克•霍弗指出，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本质上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这就像你和朋友们一起去买衣服，你觉得那件衣服很好看，你的朋友们却都觉得丑的时候，你会买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吧。有时就是这样，我们会因为旁人的喜恶来决定自己的喜恶，为了防止自己显得另类而被排斥出集体。这恰恰就是“同质化”的可悲之处。
影片的最后，弱小者因为接受不了集体的解散而吞枪自杀了。但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他得不到父母的关注与疼爱，但在“浪潮”这个集体里，他有了一种归属感。集体不会因为他极端就排斥他，因为他，和大家“一样”。
人类需要同质化，需要集体归属感，但当这份归属感成为生活重心后，你，或者说你们这个集体，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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