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夜半时分，我一个人骑着五十块钱买来的二手破自行车，叮叮当当一路沿着路灯昏黄的东二环辅路回家。当时住在六里桥，小区就在长途汽车站对面，报社在白纸坊附近，我慢悠悠的大概骑个二十多分钟，就能看到西贝莜面村的巨大霓虹灯，那就是快到了。
那时没有共享单车，没有无处不在的wifi，我刚刚开始学着用淘宝来购物，为此还特意办理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信用卡。
那时听歌还在用MP3，是我大学时买的，骑车时我总是在听《北京一夜》，陈升的原版，那时还没有信来翻唱这首歌。
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皮肤和呼吸道来亲验，世上竟有如此干燥的冬季。先套上厚厚的羽绒服，戴上同样填充好羽绒的帽子，再用围巾把脖子和嘴都严严实实的掩起来，手套戴好，再开始骑车。夜不是凉如水，是凉如冰水。
但很奇怪，并没有留下被冻惨了之类的印象。大概是因为盯了半晚上的电脑屏幕，再扒拉稿子，做版，到那夜半时分，脑子早就是一团浆糊半凝固的状态，哪里还顾得上冷不冷。
其实内心觉得自己有一腔孤勇。
有时身边会有晚归的公共汽车呼呼而过，车窗里偶尔会有一两张疲倦的脸，慢慢从身边驶过。只有电子报站的声音响起。这也是一辆孤独的公共汽车啊。
后来，我换了一个离报社更近的地方住，晚上回家不用再沿着二环路，而是沿着白纸坊那条街往二环内走，到虎坊桥附近的一个老破小小区的半地下室，睡一觉，临近中午再到报社吃饭，下午开始干活，直到半夜。
那辆老旧自行车早已不知在哪次搬家的过程中被抛弃了。
我和小男男渐渐成了好朋友，这个爽朗的北方姑娘，带我吃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煎饼果子，对我总是要把“棉袄”说成“袄子”感到非常不解。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一个还略带春寒的夜晚，我们两个下了班，慢慢溜达着往住地走，她住得比我更近，但是正说着有趣的事情，不想回家。于是我们绕了一段路走到牛街，她的高筒靴鞋跟，哒哒得敲击着宁静的街面。完全不记得聊了些什么，总之就是说一阵笑一阵，好像重新回到了无忧的校园生活，仅仅是为了一点搞笑的事情就要笑得嘴角抽筋。
2017年的夏天正式来临之前，报社搬家到了北三环。我和小男男一起找到了一间一室无厅，单独厨卫的学校教工宿舍楼。房间里放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看起来更像宿舍了。
还是夜半下班，我们渐渐熟悉了工作，有时候争分夺秒的赶着签版，跑步过天桥去三环上赶末班车回家。
有时候眼看胜利在望，值班编委笑眯眯的走进编辑室大通间，好消息，扩版了。翻着白眼又临时找稿子凑出来版面，索性也就死心了，打车回家。先去樱花东街路口的麦当劳吃盒鸡块，慰劳一下心和胃。
那时候，沿着三环路往安贞桥这边一路走来，大有华联商厦，服装小店一间挨着一间，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一路逛着回家，多数时候都不买。樱花东街往北，有对外经贸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也在附近，一片朝气蓬勃。我们住的屋子下面一楼就是临街商铺，夏天，还有不少人摆了地摊出来卖小玩意和衣服。对了，还有一家地摊麻辣烫，素的三毛，荤的六毛一串。
我们各自窝在床上写稿子的时候，听了多少遍小摊儿的劣质音响播放的《日不落》哦。
有时候能搭同事的车，广告部的一个男生，北京人儿，在他的帕萨特上改装了两个重低音喇叭，一路叮铃哐啷的摇滚着就把我们捎到麦当劳了。
好像就是那年夏天，北京第一次遭遇夏季暴雨淹城，我刚好去看望朋友，回家时被搁浅的公交车甩到了安贞桥边，等我走回家时，凉鞋的脚背上的带子被泡坏了整个脱落，只好光着脚涉水回家，形状犹如丧家&落水之犬。手机充上电才发现好多个短信和电话，悲催的小男男忘记带钥匙，已经在门口的马兰拉面枯坐几个小时了……
小男男是我在北京交到的第一个新朋友，她妈妈包的饺子是我见过的最大个的。
那时候并不觉得青春有什么可美好的，穷啊无聊啊看不到前途的迷茫啊，都足够让人一天情绪低落十几个来回了。但人啊就是这么奇怪，总是对已经失去的东西倍觉可爱，追不回来的时光中散落着的记忆其实并不久远，但人生的篇章早就刷拉拉翻过了好多页，忽然一回神，心头疑惑的是，二十岁时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未来，怎么这么快就砸到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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