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日子在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这本书原计划是一家三口共同写——钱钟书写妻子和女儿,杨绛写丈夫和女儿,钱瑗则写父母。
如果能够按计划完成,《我们仨》展现给读者的,该是一幅温馨而富有文人雅趣的画卷。
这一点,从书后附录的钱瑗所写的几篇草稿当中,我们就能感受得到。
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的家庭,如杨绛所言:“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怎奈造化弄人,三人当中女儿钱瑗居然早逝,去世时,离60周岁还差一两个月。一年多之后,钱钟书也病故。
书未成,人先逝,“我们仨”共同执笔描绘幸福的一家,也变成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二
我们都知道,钱钟书和杨绛在学问上,二人都堪称文化巨匠,在生活上,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
而且也都高寿,钱钟书活了88岁,杨绛活了105岁。
如果说人生有遗憾,恐怕就是女儿的早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世的痛,莫过于此。
可以想象,当幸福的一家三口只剩下杨绛孤零零的一个人,当她回忆起60余年的点点滴滴,心里泛起与笔端流露出来的,难免会有一种噬骨的冷清与孤独。
所以,我在看书时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杨绛和钱钟书多生两个孩子,会是怎样的情景。
三
关于钱钟书和杨绛为什么只生了钱瑗这一个孩子,书中提过一句。
在杨绛怀孕不久,钱钟书就明确表态:“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的一段话,则说得更为直接:“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钱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有人认为,钱钟书这样的认识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钱钟书是家里的长子,而钱父钱母更喜欢小儿子。
这一点,杨绛也颇有微词,在书里这样写道:“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
钱钟书的父亲写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
后来,杨绛也直接点出:“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
而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杨绛也提到过,“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里面的“大儿子”是钱钟书的伯父,钱钟书幼时曾经过继给伯父。
老钱家这样的“传统”,可能影响了钱钟书和杨绛的育儿观。
钱钟书杨绛在学术上的水平当然没得说,但在生活上,说实话并不高明。
其实对孩子爱还是不爱,情感是独享还是分享,在于父母的观念,而不在于生了几个孩子。
怎样对待孩子,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事情。
因为自己的体验不佳担心女儿走自己的老路,于是就只要一个,未免有点天真得可爱。
四
当然,我们不必探寻他们只生一个的具体原由,我更想讨论的是,如果他们的孩子多一些,是不是晚年能过得更幸福一点。
不说别的,钱钟书于1994年夏住院,钱瑗1995年冬住院,当时的杨绛已经80多岁,一头是丈夫,一头是女儿,该是怎样的心力交瘁!
如果钱瑗的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当时只是50出头甚至50来岁,正是最精力旺盛的时候,显然能够帮妈妈分担一些压力,也能在情感上给亲人更多的慰藉。
而当女儿和丈夫先后离世,如果还有其他儿女陪伴,杨绛也不必独自承受人生的重击,接下来的生活也有更多的寄托和依靠。
自己对这个世界,也还有更多的牵挂。
只有伴侣和子女,才是人间的至亲,而亲情,是世间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当我们走过千山万水看尽世间繁华,终有一天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的中心,无非是“我们仨”,或“我们一家”。
不知道杨绛先生晚年在寓所里静静地回忆一生,是否反思过当初的决定,反正,作为她的读者,笔者的心里总觉得有一点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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