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杜拉斯的《物质生活》。一反常态地读得爱不释卷。
已有好几年不读这位响彻世界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令我头疼。我宁愿去读伍尔芙,读《此时此刻》,读《达洛维夫人》,读《一间自己的房间》,或者读《到灯塔去》。
偏偏下载了《物质生活》。散文体,她在年长时候随意写下的句子,回忆,评论。这里的她,比平常更真实。人在自己客厅里闲聊的时候,总会比穿着正装打扮精致地演讲更真实吧。
读这本小书,可以想象她穿着年轻时候固定下来的最舒适制服款式—黑色坎肩,筒裙,卷领套衫,还有冬季短筒靴,坐在沙发单椅上,不停地抽着烟,用漫不经心的眼神看着你。然后她开口说话,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好似十多岁的少女,初次旅行遇到个微笑的同行人,抑郁不住地倾诉出生以来的所有经历。你惊讶于她诉说的欲望,还有什么不可以成为话题的吗—衣橱,牛排,令人失望的教育系统,一本写坏了的书,情人,性欲,男人,高速公路,监狱生活—她用少女的模样说着老妇人的心事。她敏锐地捕捉人心与时代的脆弱易碎处,捏住,使世界发出一声疼痛的尖叫。然后她松手,吐出一口烟—这个世界已不能使我惊讶,只有我能令世界惊讶。
木香她说她的母亲永远处于神奇之境,她被永远拘禁在既定环境中不可自拔,哭泣,在男人的宴席上强颜欢笑,在平常生活里神经质地可怕又怯懦得像泥土。她说如果有谁能了解梵高、马蒂斯、莫奈他们所处的神奇之境,那意味他的童年时代也在她母亲的纵深方向不停地探索。
换句话说,她母亲阴晴不定,她小时候深受影响。在一意思在不同小说中都有过暗示。
后来她描述完美的男子,是永远衰竭濒临死亡并不因此死去,希求一死又更渴望当中激情的人。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神经质吗。
普通人能将自己的疯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艺术家常越过边界,作家则是游走在边界的人物。
杜拉斯不止一次地提及她的母亲,却极少地说到她的儿子。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她似乎更倾向于当一个女儿多过一个母亲。母亲的样式在童年时被过分地扩大,令她再提不起兴趣去穿一件旧衣裳。她的母亲一生搬家二十几次,她却要在一个地方住上二十年。
“她当时内心追索的是什么......”当人们打开女人的衣橱,或许会如此追问,但一切都在时光中消失殆尽。
她内心的想法到底是藏在了作品中,她的情爱里,还是年轻肉体上,都成了后来者的猜测。
我们所能知道的苏格拉底,都是经过柏拉图的口。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杜拉斯的母亲,也是通过她的书。
我仅是惊讶于她在一个女人身上所看到的所有女人的悲哀。
“我相信,母亲,几乎是在任何场合,在我们孩提时代所有的场合下,在童年期以后,在生活的一切场合,母亲所代表的就是疯狂。她始终比所遇到的怪人、疯人更为奇怪,更加疯狂。对我们,她的孩子来说,就是这样。很多人谈到他们的母亲,也常说“我相信我的母亲是真的疯了。”人们在回忆的时候,也不禁为他们的母亲大笑。这是很有趣的。”
中国的母亲也不乏疯者。只是我们更含蓄些,我们不说疯狂,我们只是困惑,觉得奇怪,难以理解。女人是难以理解的,母亲也是,女儿也是。
杜拉斯和她的母亲体内都流淌着疯狂的血液。
Thailand不少作家的绯闻总令后人津津乐道。翻开各大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大半名字都跟风流沾边。即便如此,杜拉斯仍是当中卓尔不群的人物。
她善于写男人,女人,男男女女。有时候仅有爱情,有时候仅有故事,极少数情况下爱情与故事结合,就像一张发光的网。
我并不喜欢她的爱情故事。法国人是天生的恋爱脑。任何的场合都能成为一个开头,湄公河的船上,开往陌生城市的慢速火车上,夏日午后的海边沙滩。她的小说充满不寻常的色彩与异常活跃的情感,适合于年轻的生命,他们仍满心的幻想,他们想不顾一切做些出格的事情,又热衷于破灭的哀伤与美丽。他们纯然遵从天性,又突然地折服于莫名的东西。我曾试图去理解—热烈的无望的爱,对同性的爱,对年长者的爱,对弟弟的爱,对陌生人的爱,对少年的爱......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理解的心如此疲倦,我唯有放弃。理解并不是阅读的必要选项,强求只能导致误解。学生时代总要去做阅读理解,要去揣测作者所言与未言之意。现在我已简单明了地放弃了这般做法。有些故事,即使不能增强人的理解力,但也能扩大人的视野—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作家最成功的地方不正在于挑起人对不可思议之事的好奇吗?但文学作品区别于低俗怪谈的地方,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其提取的精华,在不可共鸣处开出惊艳的花,在共通处绽放动人的魅力。
在杜拉斯长长的情人名单中,扬是无法跳过的名字。他会给她打电话,说上十几小时,直到话费都用完。他去给她买菜,带回来一块绿色的变质牛排。他完全是一个大男孩,热烈的,真挚的,懵懂的。他似海浪扑天地爱着她。她也是喜欢他的爱的。
爱情小说,不讲究合理,精彩好看即可。爱情人生亦是。
By 唐诗在诺夫勒的房子里,她在墙上贴有一张储备清单,上面列出诸如胡椒粉、精盐、咖啡、葡萄酒、去皮番茄、越南鱼露、洗衣肥皂、保险丝、卫生纸等三十七项必备物品。
二十年过去后,世上生产出无数新鲜玩意,但清单里没有新加任何一项。
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之时也列过生活必需品,他写到,其实人每日所需并不多。泰松去西伯利亚森林前在超市里大采购,对着上百种番茄酱发怵,等他坐在贝加尔湖畔时候,清单已经缩短到一张纸便能写完。
如果我们试图坐在桌前,认认真真写这种必备清单,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几年前我曾试图这么做,不一会便结束了。如今,却总觉得某种东西还未填上心中不安。身处沙漠时,人人都能作出减法选择。但置身都市,每天都能添置新品。
朋友刚搬进新家时候,我去做客,一百三十平的房子,宽敞明亮。再过两年,孩子出生后我去玩,入门已是满地玩具,食品,杂物。随着生活的变化,伴随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再看十几年前的港片,大佬们吃打包的汤粉津津有味,路边的菠萝包拿过来张口就吃,如今电影场面凡是餐馆的画面都是满桌佳肴美酒。生活的确丰裕了。所有色彩的亮度饱满。但我还是喜欢看法国的意大利的电影,建筑与菜肴不铺张更精致。餐厅点菜,桌上总是要陈列着多于宾客能消化的量,才显得大气。很多人似乎还没适应“足够”这个词的内涵。有时候就连我们自己也分辨不清什么是不足什么是过量。
有一次我们去陌生人家里看房子,一百平方,三个房间,水泥色的地板,灰色沙发,白色墙面,木色餐桌,皮革椅子。干净整洁得赏心悦目。看不到任何快递纸箱,也不见多余的杂物。主卧也只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上面只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连儿童房也是收纳得整整齐齐。一问,方知他们已在其间住了五年。物品不可思议地少!这是我二十几年见到东西最少的一个家庭了。他们笑笑,平时很少购物,他们都是做服装生意的,喜欢简约的风格,白T恤就很好。在厨房后面有一个小小杂物间,上面有置物架,零散摆着几个纸箱,男主人说若有杂物就放在里面。咋一眼看过去是简简单单的公寓,但仔细看所有的地板,墙面,淋浴房,排水系统,空调都是使用了高档质量产品。多余的东西一件也不存在。这是我们见过最简约的一间房子了。以前一直以为极简生活只存在于杂志与书籍里,亲眼所见普通人做到这种程度,内心的震撼是难以描述的。其实,这完全是可以达成的。希望,两年后我们亦能做到。
一九六几年与二零一九年,房屋内的演变规律,依然意外的雷同。
清迈最后,特别推荐其中一章,《房屋》。鞭辟入里。在此摘录几句—
“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到厨房去给他拿东西吃,拿来放到桌上。吃了一盘,等着还要,我又去做,什么也不想,只觉满心幸福。很多女人都是这么做的。就像这样,就像我一样。当孩子不到十二岁,她们这样做,等孩子长大,她们继续这样做。比如意大利女人,在西西里,你可以看到八十岁的女人服侍六十岁的孩子。我亲眼在西西里看到这样的事,这样的女人。”
在喋喋不休的女人与笔耕不辍的作家之间,人们毫不犹豫地更喜欢后者。如果没有那支笔,杜拉斯也不成其为独一无二的M.D.,如果没有写作,生命就失去了色彩,坠落而无需拯救。
写作与电影一样,借以进入另一维度的世界。即使七年不翻她的书籍,仍能清晰记得湄公河上衣裙飘飘的女子,记得白日巷子阁楼上的法国少女与中国男人,记得里面母亲面对大使馆官员恐惧的眼神,记得她与小哥哥互相撕咬的午后,记得冬天壁炉里燃烧的火焰。不曾理解,仍有记忆。
《印度之歌》的壁炉,那一章肯定会让许多人不安。既然可以用几百字表达出来,为何还要写上百页的小说。大概人们喜欢长长的故事多过于浓缩的精华。
她对女性与男性角色的描述是如此写实,竟有点可爱。可惜法国人讲话总是朦胧不清,正确的话有那么一些,你要用逻辑去对付又总能取胜的。
后来的惊叹是多么波澜起伏的一生,她竟总结出那么平常而共同的经验。你以为自己与她毫无相似之处,但无论哪个女人都能在她笔下找到一点倒影—家庭主妇,独立女性,教师,母亲,女儿,都市美人,失恋女子......
她说“我不是为女人而写,我是为自己而写,我活在多少个时代的女人身上。”
我已许久不色彩分明地标注男性女性,我一直试图模糊两者的界限,但这一次读《物质生活》好像做了一个总结。我以为阿姨辈的人才会喜欢里面的陈词滥调。一眨眼,原来我自己成了aunty.
一切都充满在时间之中。
这一切又把时间空空丧失了。
窗外下起了雨呢。
古语道,晴耕雨读。
有空翻书。希望你阅读愉快。
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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