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改革的内在逻辑

时下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近20年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决心最强的一次改革。这一点从十九大及之后半年来的各项安排当中可以窥见一斑。

那么很多人的疑问出来了：这次改革为什么现在出现？大概呈现什么样貌？又会走向何方？笔者试图从当下改革的内在逻辑中给出答案。

逻辑一：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

所谓“合”与“分”是指权力的分散和集中。

我党的最高权力在建国之初是异常集中的。中共的缔造者们建立了新中国，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建国之后，这样的权力格局保留了下来。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也是“毛主席”称呼的来源。后来毛主席去世后，中央权力就分到了政治局常委的手中。常委的数量经历了从5人到7人再到9人的过程。因为每位常委分管一摊，最终再集体决策，所以常委数量的增加其实意味着分权。

这种趋势自18大开始扭转。18大上，常委人数从9人减为7人；19大保持了7位常委，不过确立了习近平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从中央决策层，实现了权力的再次集中。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上，中央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更加突出了中央的权威。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激发地方的改革积极性，采取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包干制”财政改革方案，的确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但长期执行下来，地方利益集团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兴起，省与省之间甚至发生恶性竞争，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时期，中央穷，地方富，中央办事还要看地方的脸色。

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税收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钱先给中央，然后再按照预算返给地方，没钱的地区实行转移支付，这样中央的话语权变得异常强大。

不过，分税制对于超大城市的约束作用不太明显。一些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特别是直辖市，本身财税来源非常丰富，靠地税也能活得滋润，而且上交税收也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头，所以居功自傲。本世纪初有段时间，曾经出现了中央权威无法压制地方势力的情况，造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况。

也是从十八大开始，财权进一步上收，体现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上。营业税是地税，增值税是国税，营改增以后，地税收入更少，商业发达的一线城市受到影响更大，结果就是地方与中央叫板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到了十九大以后，国税和地税合并，中央政府对地方实现了财权的完全把控。

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党管一切”的定调同样让权力向上转移。这从此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布局上显现的更明显。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例，职能合并带来了权力的集中，以往“多龙治水”的尴尬不再，解决了中央政策的穿透性和部署的效率。

此外，监察委的成立解决了以往权力监督覆盖不到位的问题，还能防止惰政问题的出现，部委更加听话，执行力更强。

权力“分”与“合”的表现说完了，那么其分与合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主要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内部改革攻坚的难度。当这两项同时增强的时候，权力往往开始集中；当任何一项开始缓和的时候，权力就会慢慢下方。这是因为，权利集中意味着决策效率的提升，但是灵活性会变差，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需要发挥地方自主性的时候，又要适度放权增加灵活性。

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是，党委的地位在所有领域都会实质性提升，政府的功能向服务和监管转型，市场规范度将大幅提升，向发达国家看齐。由于个人意志贯彻比较快，加之出现揣测、臆测的情况，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运动式的事件。另外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改革出现缓和迹象时，集中的权力如何退出将考验执政的智慧。

逻辑二：从外紧内松到内紧外松

所谓“外”和“内”是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所谓“紧”和“松”是指管理强度。“紧”和“松”的变化要比“合”与“分”的变化频率更高，这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变化而决定的。

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十九大，近40年时间，中国总的来说执行的是“外紧内松”的政策——对内改革步子大，对外开放比较谨慎。这也分成了两个阶段，最开始外部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步伐都比较慢；1998年朱镕基上台后，国内经济、金融、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开始大刀阔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到十八大前后，国内社会领域基本沿着朱相改革的轨迹在行进。2001年加入WTO之后，国门打开的速度开始加快，但因为有保护期，所以留给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金融领域的改革时间还是很充裕。

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后，内外的松紧呈现了反转迹象——对外开放提速快跑、内部管控开始加强。海南全岛试点自贸港是对外开放提速的标志。与此同时，国内政治、金融、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收缩。这从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能够看出端倪。

按照《枢纽》作者施展老师的观点：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要以内部政治整合为前提，否则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

目前国内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衡还很突出，如果不强化管控，完成内部整合，那么对外开放的门开得越大，占有先天优势的区域、人群就会先行受益，那些暂时没被带起来的地方和人群就会与发展起来的地方和人群形成更大的不平衡，这就是撕裂，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内部动荡。

美国和欧洲目前面临的状况就是内部撕裂，于是只能在对外开放领域被动收缩。他们的问题在于国内改革，这一点做不好，就可能带来新的全球危机，甚至引发战争。

因此，松与紧的内在逻辑就是看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其核心就是底线思维。以发展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重心是国内，这时候国外的放开是辅助，因此外紧内松；而后工业化阶段、信息化阶段，重心是海外市场、产能转移和软实力提升，这时候对外开放就成了意义所在，管住国内各领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辅助，因此外松内紧。

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是，未来20年左右时间，紧的会更紧、松的会更松。也就是说，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阶段，对外大幅度开放是完成大国崛起成人礼的必然选择，正如今年博鳌论坛上的那句话：“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这个时候，国内的改革执行底线思维，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会非常严格。与此同时，管住了大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剩下的地方媒体反而会获得更多灵活政策，在不违背意识形态原则的前提下，鼓励深度融合、剥离资产、走向市场。既然怎么跑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那么与其养着还不如就由着折腾去，没准搞出什么名堂来。

逻辑三：从效率优先到公平优先

改革开放以来，有句口号大家耳熟能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也是另一句话的缩略版，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靠着特殊的政策和接近香港的区位优质，深圳崛起的速度如同“开了挂”一样，如今成为中国当仁不让的一线城市。当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就是从深圳传到大江南北的。

在以效率为导向的时代，外贸出口行业，各类生产制造业，房地产行业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公的话，不过邓公的这句话还有后面一句，后来就很少有人提了：“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历史来到了2017年，在当年的十九大以及新修订的党章中，“人民”这个词汇频繁出现，出现了一切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表述，且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效率优先的原则切换到了公平优先的原则。效率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视公平。

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切换是经济引擎转换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以前是外向型经济，以投资和贸易拉动为主，注重外部市场和出口创汇，所以国内民生领域的欠账比较多。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效率提升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单位GDP的能耗越来越高，如此继续发展下去是不可持续的。

恰好这个时点，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我们也完成了资本和财富的原始积累，开始对外投放产能，对内消费拉动。而要提高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将国内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增加劳动力收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基于此，我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是：这一阶段国民收入将大幅提高（提高速度可以比照二战后的欧美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环境、食品、医疗、教育等）将极大改善，国民意识更加自信和开放，国民素质普遍提升；由于能够吸纳大量从第一和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消费类、服务类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由于市场规范度大幅提升，资本市场将迎来最佳的投资机遇期；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的心态、国民的形象、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等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

逻辑四：抓大放小从一点走向全局

抓大放小其实是一种管理思维，最早出现在国企改革领域：集中力量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非国家控制不可的少数关键企业；放开其余一般性生产竞争领域里的国有企业，让它们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资源重组、优胜劣汰。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走进新时代，面临的国内外各个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会越来越多，既然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么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必然的。抓大放小从一点走向全局，意味着在所有领域找到那些影响最大、相对稳定的变量，把握住这些最重要的变量，也就把握住了整体的趋势，只要趋势掌握，细节可以放开，这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国企改革会进一步深入，其思路仍是抓大放小。以往是抓住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当前的思路是进一步整合功能相同的国企，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中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国有资本占主导并非一定要百分百或百分之五十强控股，只要保证相对控股即可。从管企业到管资产，从所有权到经营权。

舆论领域的抓大放小，就是把具备长远影响的文字出版行业、具备短期舆论爆发力的电影、网络管控起来，资源向中央媒体倾斜，举全国之力发展中央媒体，抢夺全球舆论制高点。地方的媒体反而会更加市场化，以往广电媒体的省市条块分割状态可能会被打破，合并、收购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经常看到。

金融领域的抓大放小，就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这个前提下，有些领域的动能会非常强进，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生物科技、高端芯片等领域的企业会获得特殊的上市政策，目的就是迅速打造创新驱动的引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抢夺先机。

环保领域的抓大放小，就是集中打赢空气和水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还给人民绿水蓝天。环保是民生，是经济转型，也是生产力，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依靠创新、科技、消费走内生增长的时代，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人才，环境不好，高端人才不会来，来了也留不住，所以环保是面向未来的大工程。

……

这样的领域可以列举很多，总之，抓大放小的内在逻辑就是：抓住20%影响80%——抓住能够影响全局的大问题，小的都可以先暂时放一放，或者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对这部分的未来判断就是：很多领域会出现暴风骤雨式的突破，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凸显；更多领域的机制会越来越灵活，丛林法则起作用，优胜劣汰也会很残酷。

综上，这些逻辑有些已经露出模样，有些仍有待辨识。不过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所有人站在这个时代的原点，无比幸运。历史从不埋没辉煌，而我们，将是辉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