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关于变革的思维有些内在问题。如清末改革中，在认识到西学如此发达而大清还在“四书五经”的困境里徘徊不前时，科举制便被不由分说地废除了。
其实清王朝走向末日，也不至于迅速瓦解，谈判和斡旋也能撑个二三十年，因为科举制度还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你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尤其是读书人还不至于骂你多么昏庸和腐朽，因为中国只要有考试在就乱不了。
你保证了天下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装也会装作支持你，辅助你。因为社会的繁荣稳定就是各种阶级利益和各种社会利益团体的妥协与平衡。你不打破这一平衡，就不会亡的太快。可你打破这一平衡，读书人也没法替你维护，因为你没立起什么来，还把唯一好的东西给打倒了，骂你昏庸腐败无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眼睛不容沙子”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与改革里叫“大破大立”，容不得一丝一毫藏污纳垢的东西，改革不彻底的东西。而反见邻国日本的改革，不管是“大化改新”或是“明治维新”，当然是改革的内容是主要的，可本民族特有的，或者说就是文化糟粕的东西，不会因你的主流改革而“大破大立”。
两种模式都有着怎样的好处呢？中国的改革是“快刀斩乱麻”式的，足以遍及朝野和社会各个角落。像商鞅变法后，由于触碰到贵族的利益，秦惠文王要杀了他。他在逃到乡野村庄后，听一户农家的老妇说不敢窝藏您，按照秦朝律法，窝藏人犯要全家抄斩。商鞅听后哈哈大笑，说我的变法可以遍及这荒僻的农庄，死了也值了。
日本的改革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拿“明治维新”为例，如果按照中国的改革，一定是拿掉了贵族阶级或者是当权派的利益，因为此次改革在世界改革层面上也非常有意义。可是没有，明治维新后，仍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可从侧面上说不也是本民族在接受他民族改革和“文明开化”下不受影响而保存的自己民族的阶级嘛。
如果从“文明开化”角度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迅速贬低中国知识分子学了两千多年的四书五经，迅疾汲取西学的影响。日本是可以全盘西化，可以说外语，移风易俗，但丝毫不影响日语、假名的地位，反而可以把外语的有些内容融合到日语里。
如果还不能理解，我们说两个例子。第一是中国人很疑惑的为什么日本人穿和服在大街上行走，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疑惑，因为那是他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而中国人穿一件汉服行走，却引得驻足观看，引得拍照和非议，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文化断层了，其实主要原因是社会改革层面的“大破大立”造成的，像中国五六十年代大都穿蓝色中山装，八九十年代又流行喇叭裤、大墨镜，人又都迅疾追求流行文化。不是说汉服不好，是一个时代打破一种服饰，又兴盛一种服饰，换句话说中国人都在随波逐流。
那你说互联网时代，九零后、零零后追求个性解放，每个人都要求与众不同。可你去看看大街上所谓的潮流，人都穿着的大同小异，你去看看所谓个性，都穿着一样的aj和椰子鞋。你去看看年轻人所谓阅读，大都读新出的流量书籍，你去看看所谓追求健美的体魄，人扎堆地炼胸或腿，炼的肌肉块也大都一样。
那我们和五六十年代都穿蓝色中山装的人有何不同，无非是将他们时代的随波逐流做了复制黏贴而已。所以就好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对穿汉服的人评头论足，因为随波逐流的平凡的大多数，自然对和这大多数不同的人产生排异反应。这在思维上叫“非此即彼”。
而日本则不是，日本人的思维天然就包容、开放和好学。你穿一万件西服，不影响我穿和服。而且身边人既不会随波逐流都去穿西服，也不会对穿和服的我评头论足。因为什么，足够包容。
第二个例子是发现日本有很多百年企业，甚至千年企业，而中国却很少百年企业，就算有也是批评多过于赞扬。那你说中国文明开化的晚，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如何如何了，那可叫胡说了，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一时期，甚至要早是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
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要早整整七年，而期间创建的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如今安在焉?
而日本呢，如果我不告诉你“伊势丹”是创建于几乎和洋务运动同时代，你是不是以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创建的呢？还有几乎同时代的资深堂、川崎重工、三菱重工，还有稍晚些的任天堂与吉野家。没错就是那个特别火的快餐店，你是不是以为肯定是近二十年才创建的?抱歉的说明，吉野家创建于1899年，是中国的晚清光绪25年，至今121年了。
要说明的是什么，应当说两种社会，两类国民以及两套思想文化的不同。像我说日本之所以这么多百年企业，原因其一首先是国民心理，因为深处地震带，多灾多难，日本国民心理有一种悲悯和珍惜在。
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所以做成一个企业，很多人都寄予希望，全社会都在努力保全。中国则不是，地大物博，发财很容易，沉淀出一个阶级很容易，迅速引发矛盾，身死国灭很容易。所以各阶级思维对立，不是很多人希望你做的企业好，反而是“气人有，笑人无”的平凡的大多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作看客心的人。
第二点原因就是“大破大立”思维的迫害。就像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的确促进民族融合，缓解社会矛盾了，但他死后不过三十年，国家政权就被篡夺了。那你就奇怪了，怎么都是好事，还反而不好了呢？
好事做到极致了，往往就是坏事了。好比你是一个驻防在边疆的大将，面对敌军来犯，打回去了也就是了。你非要灭了他的族群，率领十万大军去剿灭他们，短兵相接，势如破竹。最后直捣国都，将他的种族屠戮殆尽。按照你本心的立场是他们来犯，你只不过为了长治久安，高瞻远瞩地制定作战战略，将他们彻底歼灭了，保证了本民族未来几百年的和平发展。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漏洞，可若在他民族的历史上，你所扮演的是英雄，还是屠夫？
“大破大立”是拿掉了一个阶级，再培养一个阶级。拿掉了一个利益集团，再培养一个利益集团。过程中反反复复的纠葛与拉扯。此类改革通常伴随“非此即彼”的思维，若这个坏，立马拿下、扑灭，保证它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若这个好，立马宣传、吹捧，保证它在一定阶段内的崇高地位。
你扑灭的坏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它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好的?你吹捧的好的东西，怎么知道它不会腐朽，它不会落入到“捧杀”的境地去?
最后一点原因是制度问题，人心不可测动，思维随时变化，唯有沉淀下来的制度可以分析中日两国百年企业的问题。像为保证企业的长时期发展，保证利益集团的存续，日本社会在制度上就保证了大企业的人员流动几乎没有。
这很奇怪，很多的日本人一旦加入到某企业，一般就是终身待下去，没有重大原因，不会中途跳槽。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老板瞪了你一眼，你在心里都骂他几百遍，想着老子干完这一个月，拿完工资就跳槽了。待的时间最长的不过十多年，这都被中国的老板视为“老员工”、“忠心无二”了，到日本去，待十多年的，老板都不一定认的，还以为是新来的一样。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国民心理、思维方式及社会制度上都给百年企业的长期存续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所以在日本的企业界才有那句话叫“不死的企业”。
我们来说中国人骨子里“眼睛里不揉沙子”，改革也大刀阔斧，九品中正制不好，立马消灭。科举制好，立马树立。甲午战争后，西方制度、思想文化好，立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急于在短期实现长远梦想。西学好，立马废除科举制……
就不像日本社会，他的国民心理完全不会非此即彼，不是穿西服就好到天上，穿和服就封建糟粕。两者可以共存。大化改新好，不耽误我保存本民族文化的东西。明治维新棒，不影响我保存我的固有阶级及矛盾斗争。吃牛排好，不影响我去吃日本一个九十多岁老爷爷几个小时制作的可能没什么味道的饭团。穿西服、晚礼服好，不影响我穿传统和服逛街……
最后我说如果我们的国民心理可以多一些对于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的包容，而不是嘲讽和非议，甚至对立彼此不同的以强凌弱。我们可以辩证看待一些事物，不盲目吹捧与抹黑，心中消解“非此即彼”和“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见到比自己强的人多向人家学习，见到不如自己的人可以给予帮助而不是欺负。那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东方民族之林，我们才可以叫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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