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丰自小慕道，无心名利，曾说“富贵如风灯草露，光阴似雨电浮沤”，因而少时便已立下修道之志。但因父母仍健在，他显然无法做到完全放下亲情，了无牵挂，因而他选择的是先了结尘缘，再去修道。他在《甲子秋游燕京作》一诗中写道：“早将壮岁尘缘了，五岳三山归去来。”
为了结尘缘，张三丰12岁从碧落宫回家后，便一直在家侍奉双亲，每日过的是“母慈子孝”的世俗生活。为满足母亲心愿，他专心研读儒学，考取功名，13岁便中秀才，并被推举为朝廷的备用人才。
不过他真正踏入仕途，并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皆因得两个贵人相助。这两个贵人，一个是助忽必烈夺得蒙古大汗位的廉希宪，一个是助忽必烈建国的刘秉忠。
当仍在家待用的张三丰到燕京游历时，恰逢刚建立大元的忽必烈将国都定在燕京，忽必烈诏令所有备用人才到燕京待命。张三丰因此在燕京暂住。这期间，凡与他交往的人都被他非凡的才识所折服，以致“闻望日隆”，最后惊动了一位当朝的大人物廉希宪。
廉希宪精通儒学，人称“廉孟子”，19岁便追随忽必烈，深得忽必烈赏识，助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位后，被任为“平章政事”，属朝廷重臣。他结识年方18岁的张三丰后，也是“异其才”，于是举荐张三丰做了“中山博陵令”。
对廉希宪的知遇之恩，张三丰应是充满感激的，这从他写的《送廉公之江陵》一诗中即可见一斑——
我有老亲，头已白矣。
我得微官，公之德矣。
公自爱才，我非贪禄。
公往江陵，民皆受福。
张三丰当博陵县令后，因得廉希宪推荐，结识了元朝开国宰相刘秉忠。据《元史》记载，刘秉忠原名刘侃，法名释子聪，师从虚照禅师，1242年因随师觐见，被忽必烈留下做军师。他一直着僧人旧服，立侍君王左右，忽必烈登基后也仍如此。“大元”的国号，便是他根据《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议忽必烈更改的。他初见学贯三教的张三丰时，可谓一见如故，一番交谈后，不禁概叹：“真仙才也！”不称“人才”而称“仙才”，可见他大有将张三丰视为知音之意。
据推算，张三丰应比刘秉忠小三十一岁，后来他和刘秉忠成了忘年交。刘秉忠虽位极人臣，却在南屏山建造精舍居住，一直保持着僧人风范，自诩是“名利场中散诞仙，只将吟乐度流年”的江湖散人，只待“功就便抽身”。因而他与张三丰虽年龄、地位相差极大，但在”道“上，两人却是知音。
刘秉忠因极赏识张三丰，曾想推举他入朝为官。可惜刚好张三丰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已无心再做官，因而写了一篇《答刘相公书》，婉言谢绝——
“太平良宰相，千古能几人！青囊乃余事，不愧帝王臣。得公一语重千金，公书赐我我动心。所言地理无人识，惟我默默信其深。公何为者重贱子，此恩此德提吾耳。公柬来时独憾迟，亲骸已塟不敢起。长白千龙数千里，我从小干藏之矣。不望名，不望利，祇望吾亲安斯地。穴城大山宫小山，门有仙桥获我意。以此答公公谅之，莫云小子强陈词。他日访公邢州道，八盘山下请公思。”
原本张三丰想在料理完双亲后事后，再去拜访刘秉忠，没想到刘秉忠不久也去世了。张三丰为此写了一首《遥挽刘仲晦相公时至元十一年冬月初旬也》，哀悼这位堪称知己的老友——
博学其余事，今之古大臣。
澹然忘嗜欲，高矣脱风尘。
举世谁知我，登朝屡荐人。
八盘他日过，清酒奠公神。
双亲已故，知己亦去，此时的张三丰可说是再无牵挂，真正是尘缘已了。他在家为父母守丧三年后，便辞官离家，正式踏上寻真访道之旅。这时他已是三十二岁。为了结这段尘缘，他在家侍奉双亲终老，在元朝做了十几年官，可见想真修大道之不易，难怪张三丰曾诗云：“此间好觅长生路，入世休言出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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