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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转行，你敢吗？
36岁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把专业换过来。
我28岁博士毕业，毕业后自己在专业（神经内科和神经科学）上一路顺风，因为从本科到硕士全部学神经科，所以博士毕业后就直接当住院老总，管整个住院病房，当了神经精神科室副主任。
我30岁到32岁在国外，33岁回到国内，35岁又到国外，因此到36岁回到国内面临一个很大转折：是在神经科继续做下去还是转行？
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参加中德班（现在国内有名的德中心理研究院）组织的系统心理治疗培训。它是从1997年起第一次做系统的培训，家庭治疗、精神分析和行为认知治疗，连续三年，每年两次。1997到1999年之间我参加了每次的中德班（除了成都那次我没参加，因为1998年我又去德国学心理治疗了）。
从1987到1996年，我基本是待在神经科里，即便第一次在国外的神经科临床上和实验室里，全部也是做神经科学研究。1997年到1999年从神经科学转到心理治疗，转到循证医学，这时候有一个很大挑战：35岁到40岁时我要做什么样的职业？
当时我们科室是武汉同济医院（现华中科技大）附属医院，是大学医院，神经科和精神科合在一起，我是科室副主任，因此要在神经科里发展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的发展方向是脑血管病，我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夫妻俩都是我的导师。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神经心理，跟心理挂钩，但偏神经科。课题是脑袋里受创伤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语法错误，心理上有什么样的改变。除了临床的神经内科以外，专业方向是脑血管病，脑血管病的方向再进一步深入就是语言学方面的。
有时候我跟同寝室同学比较时会发现，他在大学时就有一个想法，要做肿瘤这行，要搞免疫，因为免疫和肿瘤是今后的发展趋势，那时还是80年代初，他就有这种想法，很早就开窍了，并且明确了目标。
但对我来说，我的大学期间基本是玩过来的，先玩乐器，后来玩足球，别人上课我基本就是在房间里睡觉，到下午4点钟起来就到操场上玩球，晚上倒是还算比较努力，基本8点跑到教室里。那时候我们是全国医学统考，几十门课都要过关，过不了关连考研究生的机会都没有，也不会统一分配，就算再调皮，晚上也要坐到教室里。
那时候武汉特别冷，没有暖气，都是穿着军大衣扛着被子坐到教室里，学到晚上10点、11点。照理说，在大学医院里留校，之后硕博连读，很快当科室老总，很快当科室副主任，提副教授，这个吸引力还是蛮大的，但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离开这个行业？
参加中德班，开始做心理治疗那时候，医院领导拨款5万块，在门诊搭建了一个心理治疗室，就开动起来。但这经常有矛盾，因为你有神经科病人和管床病人，又要在门诊安心做精神分析。因为刚学，也模仿着国外老师做经典精神分析，设计一个床，病人躺在床上，甚至1997、1998年就开始做团体动力性治疗。我记得，在团体治疗中有的病人拿笔向我扔过来，当着其他病人的面表达愤怒，还有人怒气冲冲而去。
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无法专注在两个专业中。从劳务分配来说别人也是有意见的，如果你拿这个科室的钱，可是却没有完成工作量，心理治疗没有那么快。大问题在于我在36岁以后逐渐感到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这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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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兴趣的是看上去很模糊的东西
医疗临床上讲究目的性，诊断，诊断清楚以后去做手术，把症状消除掉。而我发现我感兴趣的是看上去很模糊的，诊断不是特别清楚，治疗效果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好的。这和我们接受的医疗训练有很大不同。后来我们知道，在循证医学里，理解症状，不认为症状作为疾病要消除掉，它认为理解症状比消除症状更加重要，因为症状是有意义的。比如今天我看了一个病人，14岁的女孩子，诊断为躁狂、精神病，摔东西、不配合，跟她聊了以后发现是因为妈妈离婚，一年前因为离婚失去了父亲，一年后因为母亲再婚又失去了母亲，带了一个人进来。她表面上是配合母亲接受，一开始叫叔叔，后来又叫爸爸，那个叔叔的确对她不错，可她内心是不愿意的，内心中她只愿意和妈妈待在一起。
今天查房时她说，我既然到这儿来了就说真话吧，我不喜欢他。我说你得病真是得的好，你一得病，妈妈就对继父说，孩子病了，我们以后再说吧，你先不要来了。她说如果是这样，我就永远不出院了。这就是循证医学理解的症状。她有症状，但你说症状有多重呢？我们说继发性疾病获益，什么意思呢？疾病症状是有功能的。这个解释当时德国人给我们做培训时说的，我们很震撼。我就对人的精神产生了兴趣。
这个过程，它和我们以前所学有很大的抵触和相背。比如我的导师年龄很大退休时，我跟他说，你要退休了，要不要给我翻译一下心理方面的材料，因为他德文、英文都很好，当然他最好的是俄文。过了三天他把材料扔给我了，“我看不下去，这全部是唯心的一套”。我们是职业认同的，它跟你的身份认同有关系，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儿。
可以说，我早年的职业认同实际上是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的标志。我早期考的研究生是外科，我喜欢外科，但没有被录取（那时要求有临床经验，我是学生考的），所以转到了神经科，但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得先有一个基础做，学了神经科，通过博士答辩，逐渐产生了专业认同感，当了神经科医生，而且还不错。
因为神经科要是学得好，它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右边瘫痪了，那就是左边的大脑出了问题。如果解剖学得好，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眼睛怎么偏、嘴巴怎么偏，是周围性面瘫还是中枢性面瘫，有可能会出现喉咙吞咽不好，到底是脑干的问题还是咽损的问题？它的定位非常清楚，也很有意思。但神经科和解剖给我的感觉是实体，似乎我对虚的东西（比如精神的、心理的）越来越感兴趣，因此我是比较晚才明确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的那类人。
3
我是属于比较晚的发了一下疯
有的人很早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有的人很晚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晚到什么程度？比如我在36岁时才开始喜欢另外一个东西，这时候就存在角色转换的问题，因为要舍弃你已有的一切可是需要勇气的。
我在36岁到40岁之间开始进入到心理治疗这一行，可我真正决定离开神经科医生，甚至离开大学医院，离开同济这个系统是在42岁。这可是很大的决定。因为很多人调动工作，特别是在35岁到45岁之间调动工作可能是越调越好，要不然就是钱更多，位置更好，城市更好，而我是从大学医院调到市一级医院，从高几倍的工资调到账面工资很一般的地方，前途未卜。
这是很矛盾的。有人说我42岁做的这个决定是中年危机的决定，你有问题了，你有毛病了！我们学界里的曾某人，本科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填了五个志愿全部是“XXX精神卫生中心”。那时候，精神卫生中心的收费只有五毛钱，换句话说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别人都不愿意去，一提武汉的六角亭都是疯子住的地方，只有五个填志愿的牌子，他非常清楚，他就属于早就清楚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这么多年来，你可以看到曾某人在国内非常有名望，原因就是他很早就一直在这行做。
我是属于比较晚的发了一下疯。说到底，是因为中年危机发的疯，还是要克服中年危机发的疯？我认为是后者。
至于为什么喜欢这个而抛弃那个，我现在只说中年危机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你有没有做决定的能力，这个决定指向你自己真正的喜好。这就属于自我体验的部分。有人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我就是要辞职，我就是要在中年时做其他尝试，这当然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中年的能力，有做决定的能力，有放弃的能力，他有勇气去做一件事情和离开某件事情。
4
父亲生病，我面临的现状是“模糊丧失”
我记得差不多也是36岁的样子，从国外回来，父亲得了重病。父亲60岁退休，62岁中风，非常突如其来。父亲非常活泼好动，是航海的船长，年轻时运动功能非常强，到过很多地方。60岁以后，一是技术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聘他。二是身体特别好。但突然有一次中风了，基本要躺在床上，即便活动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整个家庭也有非常大的格局改变，父母亲不能再一起约着出去旅游了，母亲要照顾父亲，但父亲对越是贴身照顾的人越是不耐烦，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疾病，所以在他生病到去世的17年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五年基本就是不接受，老是在锻炼，吃药，觉得自己能恢复；第二个阶段接受了，五到十年是接受阶段，最后的两年基本就是衰退、死亡的阶段。
正好这段我在中年。有非常多的照顾任务，家里都没让我照顾，没打扰我，所以我可以很专心地做我的事情，照顾父亲的事情全部由家人来做。
我面临的第一个现状是“模糊丧失”。模糊丧失的意思是，父亲在你中年时已进入了疾病状态，不再是以前那个父亲了，他的身体还在，但精神不在了，他不断地发脾气，离家人越来越远，逐渐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最后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丧失的过程，可是在去世之前他逐渐丧失了。这是我们中国的现状，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必须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但在照顾过程中由于没有社会条件的跟进，再没有人搭手，时间、精力、金钱都要耗进去。而我，即便没有参与很多照顾，也会存在照顾型内疚——父亲在家躺着，你的工作特别忙，所有任务都交给自己的家人，他们对你没有抱怨，你内心总有一种文化上跟孝顺有关的声音在说：“你是不够孝顺的”。
这种内疚感会让你更加投入于工作，又会让你更希望回家看望，但你会发现回家看望的心情可能不会那么好，因为你看到父亲的状况一天天地衰老下去，你们之间也没太多话可说了。一方面他表达能力受限，另一方面他的社会活动范围变小，他能跟你谈的就是多吃一点，又去哪儿了？很难跟你有交流，这也是一个特别让人难以接受的哀悼。
我经常在外面跑，有时候会觉得父亲身体好真是一个宝，因为在你关键的中年上升阶段时能够减少干扰。中年人现实压力就是这么大，再加上父母一得病，中年的确有非常多的危机。
总得来说，17年，从36岁到现在五十多岁，5年前父亲去世虽然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也是这么长时间哀悼的事情，大家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在父亲接近死亡时让我对自己的医学有很深的排斥感，让我对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亲近感，职业认同上有了更多亲近感。
一年以后，我岳父去世，他的身体是很好的，突然有一天去世，特别快。我岳父跟我专业上相通，他是中国第一批到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麻醉学博士。所以我在职业上跟岳父有很多认同，他突然离开也同样给整个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感觉就是两家的重担好像挑在了我的肩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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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都变成了身体上的疾病
那个时候，转换工作的压力，岳父生病和去世的压力都变成了身体上的疾病，这些身体发出的信号表明着你已经到了中年，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我记得一直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小时候打篮球，以后踢足球，小学四年级就横渡长江，身体特别好，从没想过自己身体会有什么问题。第一次身体出现问题是1994年在德国出了一次车祸，那场车祸中，两个车子以250公里的速度对撞，当场就昏迷，7根肋骨折断，有血胸水，但我只住院一个星期就出院了。当时很为自己感到自豪。现在回想起来，出院跟保险公司有关，因为是对方醉驾的责任，你住院越长，保险公司赔偿就越多，所以保险公司和医院达成第三方协定。
你住院时间越短，就说明你伤越轻，他出的钱就越少，因此一个星期院就出院了，但以后两年，按中国中医的说法，伤了胸膜，身体封闭的几个腔有联系的储藏之地，比如胸膜腔，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做了三次手术，胸膜腔做了一次穿刺，打开了，骨膜腔也打开了（在德国的骨折），后来又做了一次肾囊肿的手术，腹腔也打开了，基本上元气就消失殆尽了。身体会出状况。
大概在40岁的时候，组织一个跟老外合作的项目，老外在合作过程中提出了激烈意见，当天晚上我就出现了严重头疼。因为我是神经科医生，所以出现严重头疼时首先怀疑自己是刺激性疾病，蛛网膜下出血，描述就是突发的、爆炸样的剧烈疼痛，这都指向脑蛛网膜下出血，但一检查没有任何问题。你的身体出状况了！你的身体不仅出了器质性状况，而且要比以前敏感得多，一个现实中的压力会以高血压、以剧烈头痛的方式呈现出来，你没有能力去反击它，它会反击到你的身体中来。
这给我一个提醒，在跟老外合作的过程中，或者作为成人在跟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必须要表达自己。我有一个经验，中年之前我对人特别好（虽然也有脾气），特别是对合作伙伴，但我后来发现你对他好他也不一定领情，所以如果你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不敢表达和不敢做决定，那你的身体会受到攻击。
我以自己中年发生的事情，亲人的生病、去世，模糊丧失，再有自己身心的反应，以及自己比较晚的职业认同来反映中年危机可能的一些表现。而我度过中年危机，是通过做一个决定，并且这个决定现在看起来还不坏，完成了哀悼。可以说完成，也可以说部分完成，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得感谢家人，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的亲人病得比较长，你费的劲儿比较大，但从另一个意义来讲，Ta可能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哀悼，因为在亲人衰老、生病的过程中也意味着你会看到Ta无可避免走向生命终结，这个过程虽然很难受，但比那种突然离开（要好），有人说“长痛不如短痛”，这是指爱情的分离，对于疾病，对于亲人的别离来说也许正好相反，就是短痛不如长痛，可能它会让你慢慢完成哀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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