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好的评估和坏的评估:
1903年，亨利•福特创业，他的合伙人希望他生产定价高、利润空间大的汽车。
福特目的和宏伟目标，则是让汽车行业平民化，“为大众造汽车”。福特想要造出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替代马车。他希望有一天汽车能普及，让汽车跑在路上成为司空见惯，这一想法在当时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1907年，福特买下公司的控股权，改变了公司战略方向。对他来说，成功的衡量标准是汽车的销量。销售更多的汽车，获取“适当较低的利润”，有利于福特实现人生的两大目标：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和享受汽车，更多人也因此有一份较高薪水的工作。
从1908年到1916年，福特汽车成本下降58%，汽车真正成为了“大众汽车”。这时，福特汽车所接到的预定已经超出产能，公司完全可以趁机提高价格。股东们批评福特不提价的做法。同时，福特给工人们的工资是每天5美元，当时汽车行业标准工资的两倍。《华尔街日报》批评福特“将理想主义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
深入理解价值创造，就能理解福特的衡量方法是正确的，是符合福特目标需求和商业模式要求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也是符合新生汽车工业的竞争需要的。这一方法使福特能够做出正确的定价决策，即支持了福特首要目标。曾经，汽车行业的营业额非常高，如何保证汽车产量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福特的薪酬政策也是正确的。而每天5美元的工资，让福特自己的工人也买得起汽车。
再来研究一下，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火星探测计划，为什么是错误的方法。因为联邦预算压缩的压力，航空航天局放弃了需要耗费数十亿美元、以十多年为规划的超级规模战略。取而代之的是较多而较小项目的战略，每个项目两到三年，需要耗费资金数亿美元。花较少的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航空航天局局长丹尼尔•戈尔丁这样定义了组织表现。这一新的方法听起来的确“更快、更便宜、更好”。然而在1999年12月3日，火星极地登陆探测器坠毁。再往前几个月，是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坠毁。
调查人员认为，是探测器的起落架开关故障导致登陆探测器坠毁。
如果不是在权限测试中节省成本，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电脑程序来充分发现和修正。因为过于匆忙而忽略了类似的细节问题，比如未能将英制测量数据转化为公制数据，导航系统的故障。显然，削减成本和紧张的发射计划的代价是牺牲质量。
批评很简单，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这并非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目标定义天然错了，而是要知道正确定义的难度有多大。预算紧张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他们选择的办法是传导了这一预算的后果，没有采取反补贴之类措施做弥补。
对多数组织来说，业绩表现是一个多面体。业绩表现就是会冲破原有平衡关系。没有一种衡量方式是全面无误的，因为业绩表现的形容和内容一直在变化。这就像药，所有的衡量方式都有副作用，一些副作用还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没有衡量手段就无法管理。
同时，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努力思考如何让评估标准与自己的使命相一致，就无法将衡量方法应用到管理中。
【案例二十八】:
企业内部反腐也需要业绩评估，其价值表现是维护企业内部价值观及外部形象。根据专业组织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预估，欺诈和贪污涉及金额甚至可以达到一家公司总收入的5%至7%。
互联网行业内，电商公司和钱走得最近，企业内部反腐的价值也越大。
2011年2月，阿里对外公布内部反腐大案，阿里巴巴CEO卫哲和COO李旭晖引咎辞职，千余名供应商被清理，近百名销售人员被处理。2012年，聚划算CEO阎利珉也因团队内部腐败问题被拿下，尽管聚划算在其带领下2011年营收总额超过了100亿元。
京东同样没有幸免于内部贪腐的困扰。早在2009年就曾有媒体报道京东采销员工贪腐现象。京东采购经理因谋取不当经济利益涉案金额数百万元，在2012年被公安机关刑拘。2012年关于京东“食京链”的媒体报道，导致时任京东副总裁自动辞职。
百度作为中文搜索引擎当仁不让的领头羊，也是“肥水领域”。百度成立职业道德委员会，由出身耶鲁法学院的副总裁梁志祥专门负责，不少成员也是资深企业内审、警官、检察官出身。2012年，职业道德委员会揭发社区搜索部、公共事务部、知识搜索产品市场部共计4名员工曾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进行了违规的有偿操作。4名员工均被开除，情节严重者受法律严惩。
2013年，任正非在华为宣誓大会上特别强调对高级管理者的约束：“高级干部的合法收入只能来自华为公司的分红及薪酬，不以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方式获得其他任何收入。”“高级干部要有自我约束能力，通过自查、自纠、自我批判，每日三省吾身，以此建立干部队伍的自洁机制。”
同是2013年，马化腾在《腾讯阳光行为准则》发布会上间接强调反腐：“公司对管理干部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正直的内心。”“如果公司都在这种阳光的氛围下，用得着担心贪腐和阴暗面吗？所以，准则只是底线，是结果，阳光透明是根本、是原因。”
即使是新兴大企业，即使企业在高速发展，企业内部反腐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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