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新旧约全书》中，先知被描述成对于以色列人命运先知先觉的人，他们受到耶和华的启示，大多数时候按照耶和华事先的精心安排，在以色列人屡屡产生信仰动摇的危机时刻，以圣迹震慑感化俗众，使俗众产生对于上帝和先知的敬畏，从而保证着族群前进的正确方向。
不同宗教中有不同的先知，但所有的先知对于族群的伟大贡献殊途同归，均在于能够冲破俗众群体人性弱点的束缚，比如怯懦、懒惰、自私、短视等等，带领他们朝向符合群体利益的方向艰难前进。
这里所说的郭固集的几位先知们，却与基督教及其它宗教先知有所不同。宗教先知们其实首先是圣职人员，在古代宗教世界中，圣职人员在族群中的权力和地位至高无上，即所谓的神权。郭固集这几位先知，秉持了古往今来众先知们不随俗流的探索开拓精神，却不具有圣职权力。他们是混得很一般的村民，甚至在大多数俗众眼里，他们是不识时务的人、一根筋的人、认死理儿的人，或者说——“神经病啊”！
然而，也正因为作为俗众一员而不识时务，而一根筋、认死理儿，他们才具有了先知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也许并不能以立竿见影的实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农民的平等独立人格意识觉醒过程中，这些穿破裤子的布衣先知们将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相臣嫂是西街著名的“神经病”。这个称呼倒不是歧视性的，相臣嫂的确不大正常，而且，她的不正常不仅仅是精神性的，可能已经深入到器质了。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都要骂人，骂她的丈夫相臣哥，骂她的几个孩子；骂东家，骂西家；有时候骂天气，有时候骂收成；大多数时候，街坊们不知道她骂什么。街坊邻居已经习惯了她尖利的骂声，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见怪不怪，大伙儿还是很反感的。所以，相臣嫂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相臣家的隔壁邻居，建民家自然受到更多的骚扰。相臣哥家族可查阅的上辈没有一个不是农民，建民家到了建民曾祖那一代，开始有人吃皇粮；到了建民父亲，也吃上了皇粮。在当时的农村，一家有两个人挣工资，比起其它的邻居，日子相对十分优裕。对于这种差别感受最深的，自然是建民家的近邻相臣嫂。三四十年前的农民家庭，能够吃上一顿炒菜，就像逢年过节一样稀罕。建民家里不但时常飘出炒菜的香气，而且时常飘出鸡鸭鱼肉的香气。在村民们的记忆中，建民家几乎杯中碗中酒常满，八仙桌旁客不断。这些，肯定刺激了一年到头吃不上一两次肉的相臣嫂。有理由没理由地，她就会坐在紧邻建民家的一座土坯房房顶上，斜眼瞅着建民家，嘴里唧唧歪歪，骂骂咧咧，但听不清她叽歪和谩骂的是什么的。作为邻居，知道她有神经病，建民家也极少搭理她。
有一天，建民家听清楚了她的唧唧歪歪。她坐在土坯房房顶上，穿着恶心人的脏衣服，眼瞅着建民家的院子。其时，建民家的堂屋里正摆着宴席。听到划拳行令的叫声，嗅着扑鼻的酒香菜香，相臣嫂的神经病突然再次复发，她站在房顶高声尖叫：“老天爷啊乡亲们啊，你们看看呀，都是一样的人啊，都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一个脑袋两条腿，咋着人家天天喝酒吃肉，天天大米馒头加炒菜，咱一年到头只能喝玉蜀黍糊涂窝窝头加咸菜嘞？！你说说，他说说，老天爷说说，这是为什么嘞为什么？”
这样问天问地问乡亲的“神经事儿”，在相臣嫂身上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每当这时，村民们没人搭理她这个“神经蛋”，相反，大伙儿总是安慰健民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她一般见识，神经病！
不过，也有少数村民在相臣嫂神经病的刺激下，大脑开始踅摸，也开始犯神经：是啊是啊！都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一个脑袋两条腿，为啥相臣家咱们家一年到头吃不上两回肉，建民家却天天喝酒吃肉大米馒头加炒菜嘞？
当极少数村民在相臣嫂的神经病刺激下开始这样脑子急转弯，相臣嫂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思想先知的意义。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要求公平平等的意识潜藏在每个人心底，没什么稀奇的。这是事实。然而，心中存有对于公平平等的要求，却迫于外在的压力不敢说出来；不敢说出来也还罢了，大多数人却还要把其他人的这种追求表达骂作“神经病”！
这就是俗众与先知的差别。
相臣嫂内心自然是存在这种高尚追求的。但她是因为神经病才有了表达的勇气，还是因为她有表达的勇气而被当成了神经病呢？
不管怎样，她与周围大多数乡亲不同的是，她把自己天然的美好追求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了。
这就是先知与俗众的区别。
如果说，相臣嫂被酒肉和炒菜激发出来的对于平等的要求多少通过感官而来，那么，利宝哥对于平等的渴望和思考，则近于哲人的深思。
利宝哥是一位衣食无忧的中农，也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富裕农户，他们家族也是郭固集西街各族中最为精明的一脉，与神经系统家族性脆弱的相臣家族不同。从小喜欢读书看报的利宝哥天生是一位哲学大师，他喜欢思考，对于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和事物表现出来的属性，他喜欢刨根问底：为什么嘞为什么？为什么日头出来的方向被当成东方而日头落下的方向被当成西方？为什么天上打雷地上的坏人要害怕？为什么有的人胖有的人瘦？
有一天，从初春正午的午睡中醒来的利宝哥走出院门，看到邻居屠夫“猪肉荣”的拉猪车厢里有两头白色的猪，它们的四条腿已经被打断并被绑缚着，正在痛苦地哼唧着等待上屠场。和煦的春光照耀着利宝哥，照耀着郭固集西街的小巷，照耀着一胖一瘦两只白猪。突然，利宝哥呆呆地发问：“为什么嘞为什么？为什么猪的命运就是被人吃？为什么人杀死猪不但不用偿命而且还要把猪肉吃了呢？吃腻了白花花猪肉的人为什么还会被人们认为有本事的人嘞？为什么嘞为什么？”说着说着，利宝哥两只一点也不萎靡的庄稼汉大眼睛竟然淌出了晶莹的泪花……
利宝哥那次被传为郭固集著名笑谈的关于平等的追问发生在一次村宴上。不知谁家娶媳妇儿，利宝哥去随街坊礼，自然是要吃喜宴的。普通街坊的宴席开在大街上的布棚里，村干部宴席设在主家堂屋正当门。看着被主家视作上宾的村干部，看着乡亲街坊，喝了点酒的利宝哥突然再次喃喃自语：“为什么嘞为什么？这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平和嘞？为什么同样出二十块钱的街坊礼，村干部坐在堂屋正当门，咱也是出二十块钱的街坊礼，咱要坐在这冷呵呵的大街上嘞？为什么嘞为什么？”
同桌的街坊开玩笑：“为什么嘞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是村干部咱是村民。为什么嘞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讲为什么，就是因为从来如此嘞！”
“从来如此便对吗？”
村民们哈哈大笑……
如果说西街利宝哥的平等意识是以一位哲人的哲思形式抒发出来的，南北街车小伍的平等意识，则是以一位政治家的恢宏气魄传播出来的。有一年冬天，车小伍和一群村民与一位村干部一起，在南北街著名的周家胡同东口阳光最为明媚温暖的南墙根儿晒暖。不知说起什么了，车小伍竟然莫名其妙地问村支书王小春说：“小春弟，你家里五口人十亩地，我家里也是五口人十亩地；你两口不做生意，我两口也不做生意。那我问你，为啥你家里能花三十万盖了三层十二间元宝顶的大洋楼，我家里却只能花六七万盖一层五间的瓦屋嘞？为啥你买了一辆别克轿车我却只能买一辆拖拉机嘞？你说说，他说说，老少爷们也说说，这是为什么嘞为什么？”
车小伍不但如此莫名其妙，他还把对平等的追问付诸实践，在郭固集掀起了一场要求村干部财产公开的反腐倡廉运动。在他先知般的追问启示下，在他政治家勇力的带领下，郭固集南北街的村民们最后甚至把村干部们赶下了台。
这实在是应该载入郭固集村志、上官村乡志、滑县县志乃至中国农民、中国民众政治文明进程的大事件。
也许有人会把相臣嫂、利宝哥、车小伍这样的人视作不分青红皂白要求绝对平等的民粹主义者，也许有人会把他们视作仇富仇官的极端主义者，更会有各色各类人士将他们骂作心理畸形的不健康者，也就是神经病。
爷们，大嫂，不必再用“神经病”这样的蔑称侮辱那些要求基本平等权利的弱势者了，俗众早已把这样的雅称赐予他们千百年了，再这样拾人牙慧，不觉得太没创意太俗了吗？
请不要嘲笑郭固集这些木讷憨厚的一根筋、认死理儿的轴儿人们，更不要觉得这些乡巴佬的平等意识没有你这城里白领金领的平等意识档次高。如果你这样认为，暴露出你还不大理解平等、公平等高尚人文意识，更不具备坚持、宣扬这些人文意识的基本功，你挂在嘴边的平等啦、独立人格啦等等更有可能只是一种时尚装饰物。对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没有等级档次的差别，更不是城市里白领金领们的时尚把玩物，它们是源自人类内心深处天然的、朴素的心灵潮涌。
实际上，想一想每个人在大小土洋上司面前的窘态，想一想我们对于周围那些一根筋、认死理儿的轴儿人们的本能疏远甚至起哄嘲笑，就应该知道，穿着名牌西服的人们，并不比郭固集黄土院落里穿着破棉裤的相臣嫂、利宝哥和车小伍时尚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如他们自尊自爱，他们是先知，我们是俗人。
相臣嫂、利宝哥和车小伍这样具备天然平等意识的穿破裤子的郭固集先知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平等意识并非白种人的专利，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包括头发花白眼睛失神皮肤粗糙的中国老农民，他们的心田中同样被炎黄二帝播下了平等意识的种子。只是后天的气候因素让这些种子找不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机会罢了。
敬仰相臣嫂、利宝哥和车小伍这样的乡村先知而不是嘲笑他们，敬仰这样的一根筋、认死理儿的轴儿人而不是羡慕巴结在恶浊世界上风光灿烂的人们，我们才能够理解平等独立，才能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脚踏实地而不是腾云驾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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