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山,挥之不去的母亲
陆惠解先生,是我的母亲。她驾鹤西去已经整整八年了,母亲的一生中,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临山了。
在母亲的记忆里,临山留给她了太多的伤痛和不堪。
记得那是2002年吧,可能是碍于我的强烈恳求,母亲才勉强地回了一趟临山老家,当时我开着一辆小破车,这已是自从1979年的夏天离开临山的第二十三年头了,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她最后一次回临山。
临山老宅
临山的街道依然很陈旧,只是略显热闹了些、多了些人气罢了。这或多或少让我们在寒冷萧瑟的冬季,多了一些心灵上的温暖。
可一起回家的我的父亲陈尚铭先生,却像一个明星一样,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他。就连路边修鞋的师傅(在那里修鞋四十多年了),也是父亲当年在临山中学的学生。那位修鞋匠看到父亲很激动,一定要拉我们去他家吃饭,并且说晚上就睡在他家,被子都是有的……
我和陈尚铭先生其实,镇上只要是50到60岁的人,基本上都是我父母的学生。
而母亲,则默默地走在石板路上,基本上不说话。
我们没有去任何一户人家,而是选择在街边的一个小吃店里吃了点快餐。当我付钱的时候,正好是二十三块,我一阵诧异,难道是冥冥之中时隔二十三年、回到临山的命运的一种默契?
临山,在母亲旅途上,是一个重要的驿站。它的点点滴滴,组成了母亲的人生轨迹。
还记得当年,在临山中学的后面,城隍山的前面,有一块像坝子 一样的平地,虽然已经荒废,传说那是当年明朝戚继光操练阅兵的点将台。在坝子的东南角,有一棵大樟树,很大很大,估计有几百年了。它的边上,有一个厅,也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香厅”,其实就是一个尼姑庵,也废弃了。不知是不是命运的捉弄,里面住着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据说她原先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音乐系弹钢琴的,为了爱情、跟着临山富二代男友来到这里,结果悲剧了。
还记得一个冬夜,母亲完成了学校常规的政治学习,一个人回到家。她很平静地用小布袋装了几斤大米,又让我两个手各握一个鸡蛋;然后,背上我,翻过一个小山坡,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去天香厅。打开门,那个阿婆人不在,里面黑洞洞的,周围干干净净,厅中只有一张床,床上挂着白白的蚊帐,显得格外耀眼,母亲就把大米和鸡蛋放在阿婆的床边上,然后,扣上门,背着我,默默地就回来了。
多年以后,听说那个阿婆已被公社安排去了粉笔厂。我不知阿婆是如何度过余生的,但可以想象,她的生活肯定还是那样的干净、整洁,内心还如同记忆中的那顶蚊帐一样,洁白透亮……
这是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
临山的夏天,是很热的。
在炎热的夏夜,母亲回到家,还要在外屋的窗前批改作业。一次,一个绰号叫“野鬼”(就住在北街的,娶了一个临山媳妇儿)的上海青年,来找我父亲。陆先生一生是最不屑和社会上的“二杆子”说话的。几言不合,那个上海籍的临山人,就把我家的玻璃窗砸碎了,并且叫嚣着让我母亲出来,他要教训她。我母亲很平静地对他说:“你,在外面等着!”然后,悄无声息地去了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慢慢地走了出去……正当母亲准备砍人的时候,许多人赶了过来,这其中就包括文雅的陈尚铭先生,大家把冲突双方拼命抱住,免得平白无故让卫生院增加多余的工作时间。
当时的我,还很小,目睹整个过程,都惊呆了,只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母亲。
多少年过后,我碰到幼儿园的玩伴蒋巍,我还专门问起那个上海人,蒋巍告诉我,那个老傻帽后来回上海了,就是在临山也不要弄他了,他已经七八十岁了,都黄土埋到项颈的人了。恨得我意犹未尽,好生遗憾。
对于母亲(陆惠解先生)的优雅和沉着,小小的我就心领神会。
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临山小学有一位陈老师,胖胖的,高高的个儿,绰号叫“陈大炮”。他有一个儿子,很优秀的,叫陈大建(同济大学的教授)。我和母亲有时会到陈伯伯家去做客,经常高谈阔论,喝茶嗑瓜子儿,这那时是很高雅的生活了。
一次,可能是母亲不小心,把倒在芭蕉扇上的一小堆瓜子打翻了,满地狼藉。当时我就在边上,很痛苦地想:“完了,妈妈出洋相了,我们怎么办呢……”。而母亲,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依然谈笑风生,彬彬有礼;同时,很随意地、也很自然地把地上的瓜子儿,一颗一颗地捡起来,重新放到芭蕉扇上。再然后,继续喝茶,继续嗑瓜子儿。每每回想起那场景,那瞬间,至今都让我敬佩不已。
哎,2002年,那次我陪伴父亲母亲回临山,当时无暇顾及母亲在想些什么?她的记忆里还有没有上述故事的痕迹?
十六年的临山生活(期间还包括五车堰),书写了浩如烟海的往事,它又是依稀之间的点点滴滴,如同一杯醇酒,久而弥笃。
我和母亲母亲,虽然您已经离我而去了,但您紫色的灵魂,像春风潜入夏夜,细细滋润着我的心田,悄无声息。
母亲,我不能确认世间的轮回,但我必将回到生命的原点,又和您融为一起……
公元201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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