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立批捕阶段证据开示制度，迈出将批捕程序从一个纯粹“内部闭环”行政审批程序向“两造对抗”诉讼化程序改造的一小步。

这一小步如果能迈出去，必将成为深化司法改革的一大步。

 一、 愤怒的检察官

“我真是不想看你们律师写的这些东西，你们对事实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有见到，嫌疑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吗？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案件就是现在立马就诉到法院，也判的可利索！”

长相的甜美与咄咄逼人的气势完全不相容，仿佛即刻便是开庭，正义女神在向一切牛鬼蛇神火力压制。我特意观察检察官的面容，希冀能发现一丝冲动的红晕，好让我给自己找到理由甩锅——也许她是刚刚跟男朋友吵完架呢。

可惜没有，既职业又精致的妆容，像冰冷的湖面，不见底，没有一丝涟漪。

“我有时候觉得，这制度是应该改一改，批捕阶段应该让你们律师能阅到卷，不然真是无法进行有价值的沟通。”或许意识到方才的唐突，她目光转向窗外，语气稍转，我顺势溜走。

自带愤怒光环，但很懂法律的检察官。

二、无奈的检察官

“这个案件已经批捕了，肯定是要诉，你们提的意见，我们研究过了，也基本认同，现在的解决办法是，量刑建议……”

“我们还是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

“唉……”

这已经是第三次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院沟通了，这一次，检察院又主动调低量刑建议三个月，基本相当于实报实销。

透过无线电波，我读到这声“唉”中的含义，是无奈，是渴求，是期盼，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认错”。

我挂掉电话，将选择权交给了家属。

我个人非常理解，批捕期毕竟只有七天，一些人多的案件，把人提一遍的时间都够呛，侦查机关再随便玩点套路，“组织”下证据，很容易得出片面结论。

批捕阶段的检察官，是孤立无援的。

三、捕诉合一并发症

支持“捕诉合一”，可以找到一万条理由，最常被提及的一条是，这种制度设计能够使得办案责任更加明确，大大增强承办人责任心、使命感，降低错案发生率。

诉诸道德永远是省力的解决方案，但却往往事与愿违。

人都是懒惰、自大、虚荣的。他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即便被人指出，也会本能的掩饰，指望在缺乏外力情况下，自我纠错，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才有了“制度内控设计”，才有了“业务流程合规”。

从内控设计角度讲，捕诉合一无疑是非常糟糕，堪称错误典范的制度设计。

“不相容职务相分离”与“相邻业务环节相分离”是所有业务流程制度设计的基本规则。只有分离才能进行有效的内控与监督，才能进行及时的内部纠错。理解这个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正如再小的企业也懂得把会计岗与出纳岗相分离，难道会有人主张会计与出纳合一更有利于监督，更有利于反舞弊吗？

很不幸，“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既是不相容职务，又是相邻业务环节职务。捕诉合一同时脚踩这两条红线，不可能兼容。

设想中，实行这套制度是想把错案扼杀在批捕环节，但实际上，他起到的作用是逼迫错案强行起诉到法院。

错误一旦铸成，往往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除非另有“清白”的力量把他纠正。

四、怎么办？

“愤怒的检察官”与“无奈的检察官”都是好检察官，他们同时意识到了这种制度性缺陷给他们个人带来的巨大危险。

前者虽然自信，但内心惟恐犯错，希望能在批捕阶段听到有价值的不同声音；后者尽管无奈，但仍然决定起诉，遗憾批捕阶段没能获取更全面信息（这个案件是真实案件，之所以演变成这样，侦查机关难辞其咎，掩饰部分证据并修饰提捕意见书，不作展开）。

主张将“批捕权”从检察院剥离，对批捕乃至整个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的呼声不绝于耳。迟迟不见落地，想必是有更高维度的困难和阻力，非单纯法律手段可求解。

但难道就没有“花小钱办大事”的改良方案吗？

我觉得有，文中提到的两名检察官也基本亮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探索建立批捕阶段证据开示制度，迈出将批捕程序从一个纯粹“内部闭环”行政审批程序向“两造对抗”诉讼化程序改造的一小步。

这一小步如果能迈出去，必将成为深化司法改革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