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到刘和珍

从汪兆铭到刘和珍

汪兆铭与刘和珍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身份天壤之别，一个是国民党党魁，一个是普通学生，两者并无交集。

汪兆铭抱着必死之决心行刺摄政王，结果非但没有被处决，而且如英雄般出狱。刘和珍参与学生运动，被段祺瑞政府杀害，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后，刘和珍成为无人不知的女烈士。

汪兆铭行刺事件，似乎说明摄政王还不算残暴（摄政王的解释是顾及舆论的非议，不得不释放汪），也从侧面说明大清还不算残暴（不顾及舆论的非议其实也是可以的）。

大清不算残暴，不能理解为大清仁慈，应该理解为是大清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与控制能力不行。段祺瑞在刘和珍事件后备受指责，说明段祺瑞的时代，北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与控制能力仍然停留在大清的水平。

大清到北洋，政府要实现对社会完成有效控制的工具，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散沙社会、道德教化、善后处理等唐宋明清的传统办法，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宣传引导、组织控制、特务渗透等新办法。

鲁迅公开发表《纪念刘和珍君》这种文章，竟然没有给鲁迅本人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任何不利影响，进一步说明刘和珍的事件，实际上并不能证明段祺瑞政府残暴，反而证明的是：偶尔的暴政，往往会受到指责。

汪兆铭到刘和珍，按照革命的话语体系予以解释就是：从暴力抗争到非暴力抗争的轨迹，展现的是极少数人觉醒到相对多数人觉醒的轨迹。

汪兆铭行刺大清摄政王，是革命党在各地实施恐怖袭击的典型案例，革命党采取这种自杀式袭击的方式，不见得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但是革命党认为，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民众尚未觉醒，难以进行有效组织，不得不采取恐怖袭击的办法。

刘和珍在学生运动中牺牲，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是民国时期学运的常态。舆论对民国学运的态度，一般是倾向于认为学运无可指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但是舆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学运的口号上，而完全不理会学运带来的后果，也完全不清楚学运背后策划者的真正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学生不需要为社会负责，但执政府需要。

表面上看，游行的刘和珍的破坏力，应该是低于恐袭的汪兆铭，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刘和珍及之后，瓦解社会的渗透力量已经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汪兆铭的时代，反而说明社会秩序至少在整体上尚能维持原有运转。

大清与北洋的不利之处就在于，两者均对现实的危险与潜在的危险缺乏经验，最终充当失败的试验者角色。大清与北洋之后的有利之处在于，之后的政权并非在道德层面上比大清与北洋更高尚，而是已经非常了解各种危险隐藏于何处，知道如何将其扼杀于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