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矿工的日子

我当矿工的日子

——献给我的矿工兄弟

        1976年2月，在我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梦想的年龄，我工作了，在东北边陲的一个统配煤矿——鹤岗矿务局兴安煤矿当了一名矿工，准确的说，当了一名采区的掘进工。

我当矿工的日子

      那个年代，在矿区当一名矿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方面，子承父业，那个年代父辈们都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尊重，正如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不务农，就会被父辈视为不务正业的道理一样。

      另一方面，那时候没有高考，大学的学生只来源于工农兵，中学毕业的学生没有别的出路，当矿工，或当兵、或去农场种地，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当然的选择了做一名矿工，

我当矿工的日子

      这个煤矿作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曾经为共和国的经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的人们无法理解那个时代国家对煤炭的需求有多么迫切，后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番保两番"的目标，真实的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对煤炭产量的严重依赖，煤炭是工业的粮食。

        所谓采区的掘进，就是为采煤提供工作面，换句话说，煤矿是井下作业，需要最基本的通风、排水；后退长壁式的采煤方法也需要有个推进的战场，把开采了的煤炭运输出来也需要路径，这就需要在井下有个完整的系统和网络，而这些都是由掘进工作来提供的，我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煤矿是个高危行业，这是众所周知的。记得要下井的前几天，母亲记挂着儿子的安全，曾对父亲说：煤矿这么危险，你总该嘱咐孩子注意点什么，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上下斜井你多注意拉料的绞车，钢丝绳在身边意味着绞车在下面，看不到钢丝绳说明绞车在上面。这话的意义其实不大，因为不管你下没下过井，你都会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我后来想父亲当时是意识到了这时候有责任对儿子说点什么的，但同时他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仅仅一句话，父母心之殷殷，情之切切，依然让我感动，难以忘怀。

        那时候，煤矿采掘作业完全依靠打眼放炮，直到1977年，煤炭部才开始少量的引进波兰生产的小功率滚筒采煤机，工人们并不愿意使用这些装备，因为维护的时间远远高于工作的时间，准备时间长，事故率高，效率特别低，以至于炮采队经常提出“炮打机组”的口号，向机采队提出挑战。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现在采掘机械化都已是成熟的技术了，机械化率也都在95%以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很欣慰，这是时代的进步。

我当矿工的日子

        其实绝大多数日子里的掘进工作内容是雷同的，根据工作面岩性（或全岩，或半煤岩，或全煤）的掘进难度决定进尺，一般在1.2～2米之间，打眼放炮，实施爆破，然后把约4～8立米的碎石装车，再运出去，接下来在掌子头完成坑木支护。爆破的难度要求很高，打眼的角度和炸药的装药量以及爆破顺序，这是个技术活儿，而装车也不简单，用大板锹你得即能左撇子、又能右撇子，根据你在货车左手还是右手的位置而定，而用尖锹在大小的岩块间游走，更像是庖丁解牛，绝对不是蛮力干的了的。支护是正确处理和维护顶板压力的关键，这活儿也得由有经验的师傅们来做。

        煤矿是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重体力而又充满危险的作业劳动，重活、累活、脏活，师傅们都会抢着去做，而将轻一点活儿让给刚入职的年轻人，工人师傅们的可贵的思想品质，至今让我感动。那时候煤矿实行的是解放初期东北人民政府时期制定的八级工制度，在最危险的时候，永远是领导和大工匠冲在最前面，在我在井下工作的期间，从没见过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推诿；那个年代，煤矿工人对大工匠和煤矿领导都有着神一样的尊重和崇拜，我想这和四野能打硬仗、官兵对林彪的崇拜一样，因为他们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因为他们代表着矿工的希望与未来，那是用生命赢得的尊重。

      那个时候，采掘一线基本工资52.87元，加上入井费每天0.6元和地区津贴等，每月收入70～80元，比政府的一个县团级干部收入高的多，这在当时足够一个矿工养活家里4～5口人，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劳动的一种尊重。

        那时煤矿经常抓高产、搞战役，"7.12"战役，"8.13"战役，依稀记得这些难忘的日子，多年以后被认为这是煤矿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被取消，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身为矿工的我们，也能深深理解，因为那个年代国家需要煤炭。清晰的记得省领导经常去矿区慰问。

      有一次战役后升井，还喝到了省领导慰问的茅台，没有酒杯，只是每个矿工一瓶盖，记不得酒的味道了，只记得心是暖暖的。

我当矿工的日子

        井下作业的危险是随处可见的，让我最恐怖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水掌子"，就是工作面顶板到处哗哗的流水，像小溪一样，没人知道打眼放炮后前面会是什么，如果遇到暗河或采空区的水分，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另一种是顶板压力，经常是人在掌子头工作，后面的顶梁不间断的"嘎嘎"作响，有经验的师傅们可能心中有数，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矿工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井下作业有个习惯，越是危险的时候，越默默无声，没人说话、没人后退，这可能和战场一样，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硬着头皮。

      矿区最恐怖的日子是事故，伤亡的人数越多，这种气氛越浓重，笼罩的时间也越长，那是一种默默的悼念，无声的叹息，悼念牺牲的年轻生命，叹息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无奈；你如果看一下矿区的产量曲线，最清楚的反映了这种情绪和气氛，直线下降，然后缓慢的回升，就如同人在与自然做斗争时候倒下，又重新站立起来一样。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入学，在井下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让我懂得了劳动者最光荣的道理，懂得了付出与幸福的关系，难以忘怀那些一起共同战斗过的工友。

      尽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他们，王远望、杨树林、张胜利，张学武、袁海文、朱涛……，我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当矿工的日子

      如果你的冬天不再寒冷，你应该偶尔想起他们——矿工，一个阳光先暖在心里、然后照在身上的群体。

        矿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