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天跟一个道兄聊天，他说：“现下的中国，文脉已经断层，仅存的些许文脉，还在台湾。”
对此，我深以为然。
这不是现在的事情，从民国初，已有苗头。
1917年7月份，胡适从美国回国，专门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哲学类只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文学类，只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还有一家将莎士比亚的会话体戏剧改成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
总总怪像，不堪赘述。清朝末期，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深造如（鲁迅，郭沫若，陈独秀，周恩来，蒋百里，李大钊等一大批名人）将日本当做了学习新思潮的前沿阵地。那个时期的日本所翻译的国外著作，无论在政治，思想，哲学，文学方面，大批量的翻译，几乎与西方同步。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数以几十万计的知识分子需要到他国去学习新思潮，这于中国的文学界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胡适先生之言大约也是我现下内心的写照，我不过没那么高深的学问，扯到革命，哲学的层面。现在的世面上，大抵也只剩些民国时期的著作，值得读上一读。
中国的文脉，似乎自民国开始断层。之后的天地便一片混沌，终日笼罩在黑暗之中，且甘愿受着市场的驱使，沦为金钱的奴隶。
我苦寻了很久，终究发现没什么书好读。也只好将根往地下再扎一扎，再从中汲取点养分罢了。
面对这死水般沉寂的文坛现状，也难怪余秋雨先生会发出“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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