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不仅有古老的紫禁城，亦有极其现代的商业区，还有黄土飞扬的郊区。花一周时间看完了这本《北京 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对这座生活了八年的城市有了新的认识。
书中每每提到我们不仅没有“城市设计（Urban Design）”，连“城市规划（City Plan）”都没有，只让人深感无奈。我们自诩比古人更科学，对风水那一套嗤之以鼻。风水之说是古人在有限的知识储备之下总结出来的一套整体规划之法则，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天人合一”。我们摒弃风水的同时，我们是否也摒弃了其中的协调之道？在摒弃老一套之后，我们又从何处借鉴来了新的法则呢？
城市发展是随着历史走的，建国后，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方案的大致思路是保护旧城，在旧城之外建立新中心。这样既能保持古城风貌，也能让新城的设计更没有负担。陈占祥曾经在英国读书期间协助其恩师贺尔福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回国之后，他意识到伦敦的城市规划经验完全可以拿来给北京当参考，而伦敦亦参考自罗马的新城规划与建设。
在国外的经验有迹可循的情况下，梁陈二人被严厉的批评了。对古建筑的研究被定性为有害的复古主义，对建筑艺术的追求被批评为资本主义思维。同时，前苏联专家认为北京不应该仅仅是古都，也应该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同时新建新城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于是“梁陈方案”永远都只是一个方案了。
于是无数城墙、门楼、四合院让位于新一代建筑，被拆除，新建起来的建筑各自为政。书中重点提到的建筑有消失中的四合院、国家大剧院、CCTV新楼、鸟巢、北京电视中心、长安街的大马路。其中对国家大剧院着墨最多，因为这个建筑实在是宛如一个浮躁时代的代表。
国家大剧院的失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故事。1958年以来，国家一直在计划着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并定下了选址，而后由于时值大跃进，国家资金紧张，计划被搁置。1998年1月，“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成立。而后进行了设计方案的竞赛，7月底的第一次评比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份方案能够让评委会满意，8月底开始第二轮竞赛，虽然同样没有得到满意的方案，但这一次选出了5份方案以供参考。1999年5月，业主委员会直接宣布决定使用安德鲁的方案。然而2000年6月北京的两院院士会议上，49位院士上书建议重新考虑方案选择，甚至包括当初的评委组的院士们。
这份方案为何会在99年直接被选中，无法得知，且在众多院士反对后，依旧被执行了。安德鲁的方案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国家大剧院的现貌，首先是凭空造出的水域，人们从水下通道进入剧院。剧院内部有三座不同功能的建筑，上盖一个巨大的穹顶，穹顶毫无功能需要，花费却占整体预算的12%。此外，穹顶的实际效果并无法达到效果图中的“半透明珍珠”，反而变成一处无法处理的黯淡污染源，同时带来了多余的温度保持、空气流通问题需要处理。
这座建筑是国外设计师在中国这篇试验田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尝试，在高科技、现代化的外衣之下，是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本质。而这样的建筑，并不止一座，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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