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关于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论述已如此之多，我似乎不必再写些什么。一个画家的立身之本是其作品。与大多数人相比，我对他的了解确实更加直接：我第一次见他时他还不是画家，而在他身处巴黎的那段艰苦岁月里，我们见面不可谓不频繁，但如果不是战争的风险让我去了塔希提岛，我便不会将这些回忆写下来。在那里，他“声名狼藉”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正是在那里，我碰到了几位熟悉他的人。我发现我能阐明他悲惨事业中最晦涩的部分。如果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拥趸们是正确的，他确实伟大，那么与他相识之人的描述便不会显得多余。如果有人对埃尔·格列柯的了解犹如我对查尔斯·斯特克兰德的了解那般密切，那么，为了获取这个人对往事的回忆，还有什么让步是我们无法作出的？
但我不靠这类借口来为自己开脱。我忘了是谁建议人们每天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来滋养灵魂：他是一个智者，而我也严谨地遵守着那个规则，由起床至入睡的每一天皆是如此。不过，我天性禁欲，这使我的肉体每周都承受着一种更加严格的苦修。我在坚持读《泰晤士报》上的《文学增刊》。这是一个有效之法，可以考量众多已完稿的书籍，怀着美好的希望，这些书的作者们看着它们被刊登，进而等待命运的抉择。那儿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一本书脱颖而出?况且，那些畅销书也无非流行一时。为了让读者有机会放松几个小时或者让旅途不那么乏味，天知道作者承受过什么样的痛苦，品尝过什么样的苦涩，经历过什么样的心酸。从评论来看，这些书籍多为精心之作，富含思想，部分甚至融入了作者毕生心血。我坚持的道德准则是作者所寻求的回报应该是创作的乐趣以及纷扰思绪的释放，而对其余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褒贬成败，一笑置之。
如今，战争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思潮。年轻人转为信奉曾经的我们无从知晓的神灵，并且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追随者们最终的归宿。更年轻的一代人，既喧哗吵闹又实力不菲，业已叩响了大门，破门而入并坐在了我们的位子上。环境因他们的喊叫之声而嘈杂无比。一些老年人通过模仿年轻人的荒唐行为，努力使自己相信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他们以最强有力的调子呼喊，但这喊杀之声在他们口中显得空洞无力。他们犹如可悲的放浪之人，试图通过铅笔、颜料、画粉以及无节制的寻欢作乐来恢复其春天犹在的幻觉。较明智的人以一种得体的优雅走自己的路。他们苦涩的微笑是一种纵容性的嘲弄。他们记得他们也曾将自满自足的一代踩在脚下，伴随着同样的吵闹与轻蔑。他们预见到了这些勇敢的先驱者们也将在不久之后让出他们的位子。没有谁会是最后一批。当尼尼微向着天空构建其伟大卓绝时新的福音已经变旧。这些豪言壮语对说出这些话的人而言是如此新颖，但语调与前人相比几乎没有差别。钟摆来回摆动，却总是沿着原来的轨迹。
有时，一个人若能存活于一个全然陌生的时代并活得足够久，那么，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精彩绝伦的一幕。比如说，现在谁会想起乔治.克拉卜？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全世界都一致认可他的才华，现代生活更加复杂多变，这种一致性已难以产生。他受业于教皇亚历山大开办的学校，并以对仗押韵的形式写道德故事。随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诗人们吟唱的都是新诗。克拉卜先生则继续以对仗押韵的形式创作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这些搅动世界风云的年轻人的诗句，并且,他也一定觉得那些诗句都很蹩脚。当然，很多诗句确实不怎么样。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科尔里奇的一两首诗、比科尔里奇为数多一点儿的雪莱的作品,这些都促使之前从未被探索的、更广阔的精神领域得以被发现。克拉卜先生彻底败下阵来，但他继续写道德故事，以押韵对仗的形式。我断断续续读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也许他们之中更加热情的“济慈”、更加超凡的“雪莱”已经发行了几首世界将欣然铭记的作品。我辨别不出来。我羡慕他们的完美无缺，——他们的青春已成就斐然，以至于谈及前途都显得可笑——我也对他们精彩巧妙的风格感到惊讶。他们用词丰富（其词汇量显示他们从小便读《罗热词典》），但并没有向我传达什么信息:在我看来，他们学识太过丰富且情感过于奔放。我无法接受他们可以在我后背拍一巴掌的热诚以及猛然扑向我胸膛的那种激情。他们的热情对我来说似乎缺少生气，而他们的梦想看起来又有一点儿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被束之高阁。我将继续以押韵对句写道德故事。但我应该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如果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聊以自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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