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特务,大家都不陌生。70、80后及更早的老前辈没准还会习惯性的在这个词汇前边加上个“狗”字——毕竟在儿时看过的那些影视剧中,但凡出现过的特务就基本没几只好鸟,统统都是大反派或其走狗。
说到特务,往往让我们想到各种大坏蛋但实际上特务应该算是个不褒不贬的中性词,专指那些为安全、军事、政治系统服务的特殊工作人员,通常属于政府雇员。只不过他们一般都是以秘密的方式执勤,职责是处置国内外的威胁,保障国家安全。所以像我们熟知的FBI、CIA、克格勃、军情六处、摩萨德等机构其实都是特务组织,当然也包括我国的有关部门在内,这是一国政府履行职责不可缺少的部分,总不能说干这个活儿的就都是坏蛋吧?
虽然敌之英雄,我之寇仇是没错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要是提起古代的特务,稍有点的历史常识的人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应该都是明朝。
明朝是华夏上下五千年间,唯一一个推行特务统治并贯彻始终的王朝,也是特务组织多如牛毛的一个王朝,尤其擅长“建厂”——比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东辑事厂,即大名鼎鼎的东厂;比如始建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的西缉事厂,即西厂;再如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由大太监刘瑾亲手组建的大内行厂,亦称内厂。话说这可不是大明朝在招商引资、兴办工业,实际上甭管这厂那厂,统统都是监察、特务和秘密警察机关。只要亮出名号,无论官民无不战战兢兢,有清场净街、小儿止涕之效。
厂卫特务是大明朝最出名的“特产”之一也正因为如此,除了皇帝以外几乎就没人不烦这帮狗特务的,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群起而攻之。所以在明朝当特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稍不留神就会被干掉。比如一度能力压东厂的西厂,就曾遭两立两撤,总共就存在了不到10年。至于内厂就更惨了,因刘瑾而生又因刘瑾而亡,前前后后加一块也没撑过5年。
真正能熬过各种大风大浪而屹立不倒的,唯有东厂和锦衣卫——我们熟知的“厂卫”其实指的就是这两大特务机构。只不过相比生于朱棣之手又随朱由检而亡的东厂,锦衣卫才真正算得上伴随了大明朝的始终,一场戏都没落下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锦衣卫的那些事。
01
虽然明朝才是特务的天堂,但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历朝历代就没有特务。
现有文献记载的我国最早的特务组织出现在西汉,其缔造者竟然是以仁政爱民、施政宽厚而著称的汉文帝刘恒。
谁能想到恐怖的诏狱居然是千古大仁君刘恒搞出来的?其实刘恒也是不得已。自刘邦驾崩后,诸吕擅权、皇帝形同傀儡,并与拥护刘氏正统的勋贵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虽然是后者赢了,并拥立刘恒继位,但这帮实际上控制了朝政大权的勋贵们连皇帝都敢废黜,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干的?所以在刘恒继位前,非得逼着周勃亲口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否则连长安城都不敢进。
可想而知当时刘恒这个皇帝当得有多憋屈和无奈。他非常想把周勃等权贵一网打尽,可问题是如果他通过朝廷正规的司法程序来处置这些人的话基本是白费劲。因为这帮家伙一来没有造反,二来爪牙遍布朝野,即便送去受审结果肯定也是无关痛痒。
于是在刘恒完成周密准备后,就成立了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特务组织——诏狱,也称廷尉狱。这可不是座简单的监狱,高峰时拥有数万侦缉、抓捕、审讯人员,关押了十多万人。也正是依靠诏狱,刘恒才将周勃等桀骜不驯的权贵一网打尽。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又成立了个名为直指绣衣使者的秘密警察机构。绣衣使者名义上是御史府的御史,但实际上与明朝的锦衣卫非常相似——身穿绣衣,手持节杖和虎符,四处巡视督察,发现不法问题可直接代天子处置,视正常司法秩序于无物。
绣衣使者一直活跃到新莽时期,直至汉光武帝刘秀将其取缔。
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里边的间谍、特务却是有来头的三国时期,曹操曾以幕僚为主成立过一个负责内部情报、通信的组织,名为“霸府”,针对敌国情报还设立了一个秘密间谍机构“校事”。后来孙权也有样学样,不但成立了名为中书、典校的类似组织,还将其发展成监视国内大臣权贵的特务组织,一时间搞得天怒人怨: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之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最后孙权为了避免被唾沫星子淹死,只好将其解散了之。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类似东吴的这类组织,名为“侯官”,职责为“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志第十六》)。后来也是因为反对声音太大,被魏孝文帝元宏裁撤掉了。
北朝有的,南朝当然也不能让其独美,所以南齐也搞出了个“典签帅”,由皇帝的亲信出任,充当耳目,到处打听有谁想造反。
传说中唐朝到处都是特务,但事实上史书有载的“正经”特务机构只有两个。其一是丽景门大狱,由武则天所设,专供来俊臣等酷吏审理案件。这座监狱本因设于丽景门而得名,但因“言入此门者,例皆竟也”(《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上·列传第一百三十六》)——就是说不管谁只要进了这座监狱的大门,就全得横着出去,因此而得名“例竟门”(这里的“竟”有完结、完蛋之意)。
来俊臣、周兴等人的官方身份是司法官员,所以只是酷吏而非特务其二则为“察事厅子”,由中唐时期的大太监李辅国所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职秘密警察组织: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除此之外,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还控制了羽林卫、神策军、金吾卫等精锐禁军,将正规军队改造成了类似东厂的特务,这才有了操控朝权,甚至能决定皇帝兴废、生死的可能性。
宋朝的特务机构,就是大名鼎鼎的皇城司了。
皇城司的前身武德司早在五代时就已出现,主要职责是监视和刺探那些成天想造反的藩镇军头。北宋立国后沿袭了这一传统,并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由宋太宗赵炅改名为皇城司。
皇城司在组织上不受百官管辖,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上看上去与锦衣卫很类似,比如都要负责宫禁宿卫和保卫皇帝安全,同时也有刺探情报和秘密监察臣僚的特权。但两者间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城司只有侦察权,却没有缉拿、审讯和判决的权力。一旦发现了问题理论上只能上报皇帝,并由皇帝指派朝廷的有关法司进行处置,皇城司本身并无执法权。
建立了元朝的蒙古人没有搞特务的传统,又不肯接受汉制,所以终元一朝也没有过什么正经特务。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所建的清朝,在各种野史及文艺作品中却是一副特务横行的场面,又是粘杆处又是血滴子的,搞得好像比明朝都吓人。
粘杆处名不副实,血滴子子虚乌有其实这都是在胡扯。
血滴子是子虚乌有,粘杆处倒是确有其事,早在康熙朝就出现了。粘杆处又名尚虞备用处,本是个协助护卫皇帝出巡和负责皇帝娱乐的内务机构。雍正皇帝胤禛争储时,曾利用粘杆处刺探情报、清除异己。即位后,胤禛保留了粘杆处刺探情报的功能,并赋予其一定的缉捕权,但仅限于内奏事处——每天粘杆处侍卫都要去内奏事处接收奏折,如发现奏事处有形迹可疑之处,粘杆侍卫有权缉拿,但还是没有处置权。
02
所以说历朝历代基本都有特务,但唯有明朝才配得上特务统治的“荣誉称号”。为啥?因为在其他朝代的特务机构要么并非常设,要么通常只有侦察权,顶多再加上个有限的缉捕权,审讯权和判决权绝不轻授。
对于特务组织来说,审讯基本等于刑讯,是他们能否凌驾于正规法司之上的关键比如唐朝的例竟门大狱。尽管武则天设置这一机构的目的和造成的结果与锦衣卫、东厂没啥区别,可在里边干活的来俊臣、周兴等人却分别担任着御史中丞和刑部侍郎的官职,是正经的朝廷法司官员——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是酷吏,但绝不能说人家是特务。
为啥?
因为特务这玩意吧,除了皇帝就没人不烦。本来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就算为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哪怕是出了错犯了罪,一切都是有章可循、是在可知的规则范围之内处置的。即便是皇帝,在事实上也没有随随便便将臣子“推出午门问斩”的这种只会出现在话本、戏文里的特权。甚至他想下达一条政令,也要跟臣子们进行协商和讨论达成一致才行,否则就是乱命,有关部门会予以封驳,让皇帝的面子栽进泥坑。
但有了特务就不一样了。特务只听皇帝的话,有凌驾于朝廷正规法司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抓捕、刑讯、审判任何人。而且这一过程无需公开,更不允许除皇帝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的监督,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只要有特务,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乃至于个人隐私都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这是那些好不容易才爬上权力和财富顶端的勋贵重臣所无法容忍,只能你死我活。而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君臣关系彻底破裂,这是任何一个王朝和皇帝都无法承受的结果。
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正经王朝里稍有理智的皇帝,对待特务的态度都是非常慎重的,要么敬而远之,哪怕确有需要也仅授予其有限的权力,比如刺探情报、充当耳目。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些特务大行其道的年代,要么处于分裂乱世,要么就是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才拿特务来应急。一旦形势好转,特务机构就会很快遭到裁撤清洗,赶紧重建和谐的君臣关系。
历朝都把特务当块用脏就扔的破抹布,只有明朝例外唯独明朝是个例外。而这一切,就是从锦衣卫开始的。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正式成为江南义军总瓢把子,于是顺势称吴王。这都当上王了,架子自然得摆起来,于是他成立了个名为拱卫司的侍从亲军组织,下辖十七卫兵马,隶属于都督府,负责吴王殿下的安全保卫工作。
4年后,朱元璋称帝,立国大明,又改拱卫司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司,仍辖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卫军和仪銮司。直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老朱才罢废亲军都尉府和仪銮司,设置了锦衣卫。
也就是说,锦衣卫出身朱元璋的侍卫亲军,最初的使命的安全保卫和举牌子站岗,跟特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为啥都立国15年了,老朱却突然弄出来锦衣卫这么个特务组织,还在其下设南北镇抚司及十四卫所,负责护驾侍卫、侦察缉捕以及典诏狱?
原因是胡惟庸案。
胡惟庸这个人吧,你说他擅权跋扈、结党营私、贪污腐化都说得过去,唯独说这厮要造反,整个大明朝好像除了朱元璋外没人相信。就算他真的想过造反,可只要被高坐帝位上的那位皇帝阴森森的眼神扫过,怕是再大的野心、再强的权欲也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胡惟庸造反就是个笑话,朱元璋盯上的也不是他这个人笑话!在老朱面前玩造反,还不如赶紧抹了自己的脖子来得痛快。
但朱元璋非得说胡惟庸要反,其实针对的不是胡本人,而是他屁股下的那个相位。
帝制时代的王朝就像一个家族企业,皇帝是董事长,他的兄弟子孙以及亲戚是股东,一切朝廷官员都是打工人。而宰相这个百官之首,则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出身的总经理。
所以宰相的权力很大,大到了可以让皇帝睡不安稳觉的程度,所以自秦汉以来一直不停的遭到削权和分权。但皇帝可以撤换宰相,却无法取缔宰相这个职位,因为前一个举动会受到大部分官员的拥护——毕竟大家都在排队等着当宰相,在位的不滚蛋哪轮得到候位的?后一个举动却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要是宰相都不存在了,大家辛辛苦苦当官还有个啥奔头?
再者要是没了宰相,所有的政务就得全压到皇帝头上。这个天大的工作量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承受的,就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受不了。
但朱元璋觉得自己行,就打算试试。
可问题是就算他抓到胡惟庸的小辫子,再交给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审理,搞死老胡不成问题,但要想废掉宰相,肯定还是没有一个官员会支持。
为此,朱元璋决定大开杀戒,这才设立锦衣卫,负责胡惟庸案的后续处置。而首任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也不负所托,罗织罪名诛杀包括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等开国功臣在内的3万余人。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终结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宰相传统在层层叠叠的人头和腥臭冲天的血泊中,朱元璋再宣布大明朝从此没有宰相了,果然就没有人敢反对了。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因太子朱标病亡以及为太孙朱允炆接班铺路,朱元璋又指使锦衣卫指挥使蒋瓛掀起蓝玉案,凉国公蓝玉遭剥皮实草、抄家灭族,包括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怀远侯曹兴等军中悍将1.5万余人惨遭杀戮。
在这两大案中“居功至伟”的锦衣卫前两任指挥使毛骧、蒋瓛在事后均被卸磨杀驴以平息众怒。随即老朱宣布锦衣卫滥用职权,依势作宠之罪,将内外刑狱从其职责中废除,交由法司处理。
可见,朱元璋对待特务的态度跟以前的皇帝其实没啥区别,都是有用时就用一下,用完了就当块破抹布有多远扔多远。
可是他的子孙,显然有不一样的想法。
03
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以后,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建文余党的处置。在被方孝孺彻底激怒以后,朱棣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就是斩尽杀绝。然而朝野上下对建文余党普遍持同情的态度,要是按正常的司法程序,朱棣显然无法达成目的。
于是他想到了已经沦落为清冷衙门达10年之久的锦衣卫,并任命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
说纪纲是锦衣卫历史上最嚣张跋扈和恶名昭彰的指挥使,应该是没错的终明一朝有史可查的37任锦衣卫指挥使中,要论胆大包天和肆意妄为,还真没人敢跟纪纲相比。他不但利用搜捕建文余党之机大肆高瓜蔓抄、过度株连,大肆刑讯、屠戮忠臣义士,还私藏帝王冠冕、暗蓄私兵、武器,意图谋反。最终阴谋泄露,纪纲也被朱棣凌迟处死。
可以说锦衣卫史上最高光的时刻,就出现在纪纲给他们当老大的那15年间。
当时的纪纲嚣张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除了朱棣外,任何人他都不放在眼里、都敢不给丝毫面子。甚至到了后来,他连朱棣的老虎屁股,都敢去摸一把:
“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这简直就是赵高指鹿为马的明朝翻版——纪纲故意射不中,然后非得说自己射中了。结果当着面色铁青的皇帝朱棣的面,在场的文武百官居然无一人敢站出来,指责这厮胡说八道!
只可惜纪纲打错了算盘。毕竟朱棣可不是胡亥,而是史上除了他老子和汉武帝刘彻外几乎最霸道的皇帝。所以在发生了端午节射柳事件以后,朱棣对自己大搞乱搞特务统治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下令将纪纲逮捕并审讯。而有关法司刚审了不到一天,皇宫大内就空降来了一道“圣谕”,直接给出了判决结果,即“谋大逆”,处凌迟之刑。
话说明朝的皇帝不尊重司法,粗暴干涉审讯、判决的事例数不胜数。但像朱棣这样连最起码的程序都不走,一日之内包办抓捕、审讯以及判决的例子,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仍是绝无仅有的。
明成祖朱棣拉开了特务统治的大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他反思的结果之二,就是必须加强对特务的制约和控制。不过朱棣采取的办法,不是像朱元璋那样限制锦衣卫的特权甚至将其裁撤、清洗掉,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务机构——东厂,用特务来斗特务。
这种奇葩的脑回路,也就朱棣才有。而明朝的特务统治,事实上也正是从朱棣手中开启的,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么锦衣卫和东厂,到底谁更厉害?
理论上来说,锦衣卫是比不过东厂的。毕竟后者从诞生的那天起,锦衣卫有的特权人家就一个都没落下,同时还负有监视锦衣卫的职责。更重要的是,锦衣卫虽然名义上是天子亲军,但毕竟是军队编制,少不了要跟朝廷的各种官署机构打交道,难免彼此间会涉及到利益牵扯、相互制约。而作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指挥使,尽管统统都是由皇帝的心腹、亲信担任,但在身份上仍属于臣子,而且都是有家有口的。哪怕手中的权力再大,除了像纪纲那种要造反的谁敢把事情都做绝了?就算自己不怕事,难道还不得替子孙后代的前途考虑?
所以甭管锦衣卫看上去有多可怕,但也有惹不起的人和不敢管的事。但对于东厂而言,这都不是事。
因为东厂的首领,统统都是皇帝的亲信宦官。这些公公身有残疾,无子孙拖累之忧,家族羁绊也少。身为皇帝的家奴,他们的生死荣辱仅取决于皇帝一人,所以只要能令皇帝满意,别的事情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更何况东厂驻在皇宫之内,锦衣卫则身处宫外——锦衣卫想给皇帝传递消息、打小报告需要走正规程序具疏上奏,而东厂只要动动腿、张张嘴即可。所以谁跟皇帝更亲近、更受信任,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锦衣卫和东厂不仅有竞争关系,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冤家对头当然,这个推论仅存在于理论上。锦衣卫和东厂到底谁更厉害,还得看每个明朝皇帝自己的想法。
04
那么咱们就从朱棣开始,挨个捋捋每个明朝皇帝的想法。
在朱棣“靖难”的过程中,如郑和等宦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深受他的信任。因此在杀掉纪纲、设立东厂之后,锦衣卫完全沦为了东厂的外围和辅助组织,继任的锦衣卫指挥使赛哈智完全沦为了摆设。
但朱棣毕竟还是留了一手——规定除了东厂“厂公”以外,其他如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房掌班、领班、司房等中下级属官,统统由锦衣卫充任,并定期服役、按时轮换。这就相当于在让东厂监视锦衣卫的同时,又默认锦衣卫给东厂掺沙子,以平衡厂卫势力。
各种厂卫谁更厉害,主要还看各自老大的本事和“圣眷”否则以永乐后期至正统年间东厂之强势,极有可能将锦衣卫吃得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为啥?因为朱瞻基这个朱棣的“好圣孙”比他爷爷更青睐宦官。甚至为了开发那些傻了吧唧的公公们的智商,朱瞻基还设立了个宦官的教育培训机构——内书堂,以提高公公们的文化素质,支持他们积极参与政事。
可以说明朝阉宦之祸的开端,正是在朱瞻基手里开启的,毕竟史书上同样言之凿凿“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二》)嘛。
至于朱祁镇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待宦官比亲爹还亲,先是重用王振,后又授曹吉祥以大权。结果这俩货一个回报给他个土木之变,另一个干脆造了反,企图开公公当皇帝之先河。连续被打脸两次的朱祁镇这才幡然悔悟,开始让亲信哈铭、袁彬担任锦衣卫指挥使,重新平衡厂卫力量,不至于让东厂一家独大。
也就是说自打东厂成立直至曹吉祥叛乱的40多年间,始终将锦衣卫压制得死死的,极端情况下锦衣卫指挥使在东厂厂公面前都得下跪磕头。
但在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起到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的下一个40多年间,情况则完全倒了个个儿。
因为王振和曹吉祥闹得太不像话,从晚年的朱祁镇(其实他死时才38岁)到朱见深、朱佑樘父子对宦官都不怎么信任,导致东厂的“圣眷”也随之一落千丈。像朱见深在位时为了钳制东厂的势力,干脆又搞出来个西厂,让大宦官汪直当提督,发动公公斗公公。
等到汪直失宠,他又随手撤掉了西厂。那东厂怎么办?好办,让锦衣卫去办就行了。
袁彬是在锦衣卫历史上作用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在王振、曹吉祥得势时,锦衣卫指挥使马顺、逯杲都甘当其门下走狗,恨不能认他们当亲爹。可是自对朱祁镇有救驾之功的袁彬接手锦衣卫以后,便稳稳的压制住了东厂。其后的继任者门达、万通、牟斌也均是深受皇帝信赖倚重之人,自然也能延续这种强势,使得东厂不得不缩起头来当了40多年的灰孙子。
东厂从永乐朝嘚瑟到了正统朝,终于嘚瑟大了掉毛,自打天顺朝起就被锦衣卫踩在脚下。
一报还一报——最初的较量,锦衣卫与东厂1:1打平。
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后,宦官重新得宠。在当时号称“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这就让有“立皇帝”之称的头号大太监刘瑾一肚子不爽。偏偏他还跟马、谷不和,于是就新设了个“大内行厂”、简称内厂,号称监管一切官民厂卫。
但内厂毕竟新设,一时半会还用不顺手。于是刘瑾干脆撵走牟斌,让自己的狗腿子石文义和张采同时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从此锦衣卫再次沦为公公们的走狗和打手。
但在与东厂的关系上,锦衣卫凭借刘公公之威照样稳压一头。只不过此前锦衣卫的强势靠的是皇帝,如今是刘瑾。
但刘瑾嚣张了没几年,在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就千刀万剐了,内厂也随之被撤,但锦衣卫却没受到牵连和影响。为啥?因为相继继任锦衣卫指挥使的钱宁、江彬跟朱厚照都基情满满——这天底下最强的枕头风要是吹起来了,有谁能受得了?
所以东厂还得继续当缩头乌龟,而且愈发的前途灰暗。为啥?因为整个大明朝除朱元璋外最不待见太监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就要上位了,而且还一屁股在帝位上坐了45年之久。
在各种影视剧中嚣张到极点的东厂,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锦衣卫压得死死的朱厚熜对于宦官的态度就是可用而不可信,所以对于厂卫的偏重取舍就可想而知了。在整个嘉靖朝,能担任锦衣卫指挥使、充当皇帝最信任的耳目和爪牙的,无不是他当年在安陆(今湖北钟祥)“潜邸”时的心腹,如朱宸、骆安、王佐、陈寅、陆炳。尤其是陆炳,这位朱厚熜的奶兄在壬寅宫变还立下过救驾之功,堪称是嘉靖皇帝的头号亲信和全天下最信任的人,官至太保、少傅、少保、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陆炳就此荣膺明朝第一个以公兼孤者,以至于《明史》都惊叹“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这样的人物当上了锦衣卫的老大,东厂还有活路吗?结果就是东厂厂公见到陆炳,都得跪地磕头喊祖宗,就算被锦衣卫无故侮辱殴打,也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
所以说从正德元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61年间,锦衣卫继续维持着对东厂的压制状态,双方比分也成了2:1。
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16年,是锦衣卫与东厂历史上关系最奇特的一个时期。而造成这个奇怪景象的唯一原因,就是那位号称“我非相,乃摄也”(《万历野获编·卷九》)的大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
毕竟在这16年里,老皇帝朱载坖不管事,小皇帝朱翊钧想管事却管不成,这样一来作为皇帝爪牙和耳目的厂卫特务们该如何自处?东厂提督冯保第一个跳出来表态——张居正是我大哥,他让我干啥就干啥。
这下让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刘守有还有别的活路吗?只能拼命表现,努力在张阁老面前争宠。说起来真是个笑话——历代朱家皇帝对厂卫只能打一个拉一个,从来无法将其拧成一股绳、合力替自己办事。可这个天大的难题,居然让张居正以一介臣子之身轻而易举的就办成了!
在明朝历史上能让厂卫和谐共处的唯有张居正,皇帝都做不到总之在这16年间,锦衣卫和东厂的关系无比和谐。也正是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张居正的改革才能顺风顺水,暂时解决了让大明朝立国二百多年来一直头疼不已的财政难题。
所以朱翊钧亲政后恨不得将张居正开棺鞭尸,也就很好理解了。而且还是因为他的这位“张老师”的原因,朱翊钧不再信任任何臣子,包括锦衣卫在内。于是已经倒霉了120多年的东厂,这下终于雄起了。
就连刘守有,都是靠向新任东厂提督张鲸行贿才逃过一劫。在万历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锦衣卫沦为了东厂的小弟,惨到了经常连指挥使都没有。即便有,许茂橓、宋金、王之祯也都是无名之辈,唯有骆思恭值得一提。他不但在万历朝鲜之役和移宫案中居功至伟,儿子骆养性还在崇祯年间接了他的班——父子两任锦衣卫指挥使,这在明朝是唯一的一例。
紧接着,东厂最高光的时刻就到来了。
在今天,我们对东厂很厉害的印象,其实都来自明熹宗朱由校在位、魏忠贤擅权的那个时期。在这位被奉为“九千岁”的、堪称中国史上最牛叉的大宦官兼领东厂事务后,就一脚将不怎么听话的骆思恭踢开,把他的干儿子田尔耕推上了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自此,厂卫再度合流,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勒索钱财,暴虐百姓,简直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魏忠贤当厂公是东厂最高光的时刻,不过只维持了不到6年时间“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魏公公确实够狠,东厂也确实够嚣张,不过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魏忠贤开始飞黄腾达到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被逼自尽,他也就发达了不到6年时间,随之就万劫不复了,连带着把东厂也带进了沟里。
崇祯年间,因为以曹化淳为首的历任东厂厂公相对低调,而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不但为人比较正直,能力也不错,所以锦衣卫在各种事物上均能压倒东厂一头。到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朱由检自缢煤山后,东厂随之消亡,结束了其为期225年的历史。
但锦衣卫却没有立即步东厂之后尘。
因为锦衣卫除了是个特务组织外,本身在军事情报、作战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明亡后兴起的各种南明小朝廷,可以不要东厂,却缺不了锦衣卫。
因此锦衣卫才能残存了下来。直到永历四年(即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最后一任指挥使马吉翔死于咒水之难,才结束了锦衣卫长达269年的历史。
锦衣卫历任指挥使名单——肯定不全、不准,但我尽力找了哦对了,清朝入关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其中就包括锦衣卫。但很快满洲王公重臣们就体会到了前朝同行的烦恼,纷纷要求皇帝把这个讨人厌的玩意给裁撤掉。于是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了不到一年,就灰溜溜的被摘牌了。
从此世间再无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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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服和绣春刀,是我们对锦衣卫最深刻的印象吧?但事实上这仅是锦衣卫标配三件套中的两个。剩下的那个则是腰牌,根据官职、级别的不同由不同的质地制成,功能相当于工作证,用来证明持牌人的锦衣卫身份。
飞鱼服、绣春刀和腰牌齐备,才算是锦衣卫的标配也就是说,只有凑齐了这个三件套,才是一个正牌的锦衣卫。
为啥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锦衣卫有着严格的编制限制,最初仅负责侍卫仪仗时,标配只有1500人。后来随着职能和特权的不断扩充,人员也在不停的扩充和注水,比如遍布全国、藩属国、敌国的密探,以及充当外围组织的跑腿、线人和打手等等。再如明朝皇帝奖励有功人员,最常见的赏赐之一就是授予个锦衣卫千户、百户乃至总旗、小旗衔,还能世袭。这种人最后多到数不胜数,虽然是只领工资不干活,但也不能说人家不是锦衣卫。
于是乎到了明末崇祯年间,锦衣卫号称拥众15万——要知道在当时大明朝的可战之兵,也只有不到50万人而已。
然而锦衣卫的官方编制最多时也仅有万人左右,剩下的只能算是挂名或“临时工”。锦衣卫的三件套中,这些人顶多能搞到把不一定正宗的绣春刀,腰牌和飞鱼服是想都甭想。
尤其是飞鱼服。按照明制,飞鱼服是仅次于蟒服的二品赐服,除了锦衣卫外,内使监宦官以及宰辅蒙恩特赏也能穿,所以岂能轻授?按例,哪怕是正牌的锦衣卫也不是能随便穿着飞鱼服的,只有在作为钦差出京或随侍皇帝左右的情况下才能穿,否则就是僭越,轻则降职打屁股,重则砍头抄家,都是没准的事。
所以当我们在影视中看到锦衣卫抓个贼或下个馆子都一本正经的穿身飞鱼服……就当个乐呵得了。
锦衣卫仅在伴驾或执行皇命时才能穿飞鱼服当然人们对于锦衣卫的误解或者说片面认识还不止这些。比如相对于东厂、西厂等各种“厂”除了当特务、干坏事外几乎一无是处,锦衣卫能干的正经事就太多了,比如搞军事情报——无论是对蒙、对满、对日战争,还是打击倭寇以及平息国内的各种叛乱,期间都有无数锦衣卫官员或密探在前线出生入死,或刺探军情,或暗杀敌方政要将领,或亲自参战搏杀。比如在万历朝鲜之役中,锦衣卫就派遣了大批密探前往朝鲜和日本,琉球史书《历代宝案》中就留有相关记载:
“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为护送官事,照得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据:北京兵部差委锦衣卫指挥史世用奉使日本公干,不意驾来只遇风失所,待候造船回还,诚恐远限,不得不速顺搭小船至国。看得本员奚是。”
而率军干脆利索的取得第一次援朝战争胜利的明军主将李如松的另一个公开身份,则是锦衣卫指挥同知。在当时担任锦衣卫指挥使的骆思恭,也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了朱翊钧加官晋爵的奖励。
可为啥我讲不出锦衣卫的具体事迹,连引用个资料还都是琉球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史书都是文官弄出来的,而文官跟特务又是天生的死对头,还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成天尽挨欺负了,还能指望他们说锦衣卫的好话?没胡编乱造将其黑成煤球已经算是有节操的了。
因为立场问题,文官述史时大写特写厂卫如何干坏事,至于好事基本都当没看着所以今天的我们,就算想替锦衣卫说几句好话,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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